二、美軍網絡司令部升格是美軍聯合作戰發展中的里程碑

美軍聯合作戰基本形態的演化驅動來自兩個問題：一是對手或者威脅的演化，二是自身軍事能力的發展。而貫穿兩者、推動其發展的就是軍事作戰實踐，是推動美軍聯合作戰“橫向跨軍種、縱向跨部隊層級”兩個方向上深度聯合的核心因素，并逐步推動聯合作戰體系化形態從“政治聯合、戰略聯合、作戰行動聯合到戰術裝備聯合，再到單個人員層面的聯合”的不斷演進。

第一，政治層面聯合：聯合作戰形態演進的開端

美軍長久以來的軍事文化是軍種文化，而非聯合作戰文化。二戰之前1920年美軍頒布的《陸軍和海軍聯合行動》條令即有聯合作戰概念的萌芽。二戰后1947-49年《國家安全法》確立的文官領導體制，解決了政治層面上國防部作為各軍種之上“政治聯合”的架構設計。

第二，戰略層面聯合：聯合作戰形態演進的實質進步

冷戰時期核戰威脅曾經極大抑制了聯合作戰發展。越南戰爭軍事實踐的反思， 80年代伊朗人質危機事件“鷹爪行動”的失利，對利比亞“黃金峽谷”外科手術式海空聯合大行動的成功，讓各軍種充分意識到戰略層面聯合的重大意義。美蘇爭霸的行將結束，也為各軍種力量發展釋放了重大“利好”。兩者的結合，促動各軍種開始籌劃戰略層面上的聯合。這就導致80年代初期《戈德華特-尼克爾斯國防部改組法》的通過，它努力理順了美軍戰略層面上軍種割裂的局面。但該法案還只是從軍令系統這條脈絡上貫穿軍事力量戰略性聯合運用做出調整。軍種仍然“隱式”的處于指揮鏈之中，一直到現在。

第三，作戰層面聯合：聯合作戰形態演進的重心，當前網絡作戰解決的主要問題

兩次海外戰爭切實的讓美軍各軍種開始探索作戰層面上聯合的“甜頭”。自此，“獨立”、“隔離”戰略思維被各軍種逐步拋棄。“空地一體戰”理論得以實踐，“非接觸式作戰”“信息戰”“精確打擊”“OODA”“五環理論”等軍事概念不斷創新。網絡中心戰、基于效果作戰、快速決定性作戰、震懾等軍事理論得到落實。這啟動了各軍種軍事作戰層面聯合的迅猛發展。該時期是美軍各軍種聯合作戰能力發展躍升的階段，更是軍事作戰理論創新發展的黃金期。軍政體系中軍種主導格局沒變，但軍令體系下軍種聯合的作戰文化逐步提升。美國海軍提出“網絡中心戰”理論，能夠很好的被空軍和陸軍所接納。也就在同一時期，網絡空間裝備體系物理層面上的“聯合”開始出現，信息化指揮控制平臺將美軍各軍種很好的結合到一起。作戰行動層面上的聯合成為現實。

“9.11”之后的反恐戰爭則徹底改變了軍種隔離格局。情報作戰、特種作戰、航天作戰、無人機作戰等作戰樣式紛紛出現。在中央戰區的反恐作戰行動中，來自陸海空不同軍種的特戰隊員，使用能夠“互聯互通互操作”的各式武器在同一個戰壕中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作戰。各軍種在籌劃自身傳統軍事力量建設過程中，如果不發展能夠與其他軍種聯合作戰的武器裝備系統，你無法得到國防預算。美軍基于這種作戰能力整合上的自信，曾經信誓旦旦的宣稱“保證能夠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美軍軍事力量建設也由“基于威脅”轉為“基于能力”。此時美軍在網絡空間作戰也在做整合。標志性事件是2004年以國防信息系統局為主導，組建“全球網絡運維聯合特遣部隊（JTF-GNO）”，將各軍種相關保障保障力量整合在一起，用以保障聯合作戰指揮控制系統和網絡基礎設施安全穩定運行。二是2005年以國家安全局為主導，組建“網絡戰聯合職能組成司令部（JFCC-NW）”,將各軍種ISR情報系統力量做整合，用以在作戰、戰術層面支援聯合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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