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軍政軍令系統合并，軍種徹底退出指揮鏈。美軍當前軍政+軍令分立的聯合作戰模式，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徹底分立，或者徹底分裂。軍種沒有頂層的聯合作戰指揮權（C2中的第一個C），但在指揮鏈中仍然具有中間層的作戰控制權（C2中的第二個C）。這種選擇的基本原因還是能力問題，還是在底層的“戰術執行層”的戰術分隊或武器裝備尚未完全互聯互通的原因。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傳統陸海空領域中的作戰行動，也決定了美軍網絡作戰指揮控制鏈中也有軍種的重要支撐性作用。軍種不能完全撤出指揮鏈是當前現有條件下的必然選擇。目前美軍正在推動的《國防部匯聚戰略》就是要進一步設計戰術層面能力借助網絡空間實現“戰術戰斗力匯聚”。但未來中遠期，隨著這種能力的提升，軍種必將完全退出指揮鏈。美軍一直強調以戰斗力為中心。軍種尚未退出指揮鏈是因為戰斗力生成機制尚未解決，軍種徹底退出指揮鏈也因戰斗力生成機制的完善。

第三，戰區職能逐步退化，按照作戰職能徹底編組。今年是兩年一度的聯合司令部計劃（UCP）調整年。網絡司令部升格的問題已經是美軍高層共識。還有一個問題需要UCP解決。這就是參聯會的職責與地位需要調整。這一點美國防部長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已經清楚的提出要求。“現有聯合作戰體制由戰區中心型向職能中心型”過渡已經出現在美軍高層對話協調日程之上。網絡司令部升格就是該最新動態的集中表現。美軍未來戰略運輸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航天作戰司令部、全球打擊司令部、信息作戰中心、情報作戰等職能型作戰頂層機構的地位都必將得到提高。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軍參聯會副主席歐文斯就新軍事變革問題就提出，按照“主宰機動，精確打擊，全維防護，聚焦后勤”四大職能重構美軍。現在看，美軍新軍事變革正是完按照這個思路再走。只不過歐文斯生不逢時，后來的拉姆斯菲爾德也因反恐戰爭被打斷了雄心勃勃的“國防部轉型計劃”。其實，更應該說，兩個人的步伐拉得有點大。軍事變革的理論準備固然重要，但要化作國家或者軍事集團意志，還必須要驅動，有實踐，更重要的是有支點。這個支點就是網絡空間,而美軍21世紀之初在網絡空間遠未成熟。

第四，傳統軍事意義下的聯合作戰終將走向衰退。無數為軍事理論先哲明確指出：軍事是社會領域矛盾沖突的集中體現。但軍事領域的存在也完全依賴社會發展。網絡戰、網絡作戰是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必然沖突樣式。它支撐了聯合作戰形態從政治一直到人整個環節的演進，卻被社會形態環境所支撐。信息時代人類個體之間的緊密互動與沖突將逐漸上升為主流矛盾樣式，并上升為未來社會矛盾沖突的基本樣式。現在意義上的網絡反恐問題，網絡犯罪問題就是未來沖突的胚胎。大規模傳統意義上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軍事沖突將逐漸弱化，這將導致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聯合作戰逐漸衰退。當然，這只是遠期設想，只是虛無飄渺的可能，不具備對當前軍事斗爭的指導意義。

文/溫庭遠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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