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的財政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伊斯蘭國”是一個“革命性的行動者”，所有的策略做法都是為了“籌劃激進的政府和社會變革目標”。

在 “伊斯蘭國”擴張之際起到關鍵作用的內部結構和決策機制之一就是創收。至少從 2005 年開始，“伊斯蘭國”基本上實現了財務完全自足；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數據庫，2005 年到 2010 年之間流向伊拉克“基地”組織、“圣戰軍舒拉會議”和“伊拉克伊斯蘭國”的外部資金總額不足該組織總“收入”的 5%。

2010 年就任“伊拉克伊斯蘭國”領導人之后，巴格達迪成立了財務指揮委員會，摩蘇爾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地位得到鞏固。2014 年，錯綜復雜的敲詐網絡可以創造一個月 1200 萬美元的收入。盡管“伊斯蘭國”日益受到公眾注目，這可能帶來私人資金支持的潛在增長，不過創收能力的同時擴大則表明，該組織已能持續實現財政上自給自足。

敲詐勒索所得的收入雖然已經更具有可持續性，但比起敘利亞和伊拉克石油的地下銷售而言仍是相形見絀。對“伊斯蘭國”來說，非法售油算不上新鮮事——到 2010 年，人們已認為該組織一直在“抽取伊拉克石油財富的份額，在北方開加油站，走私石油，向工業承包商勒索錢財”。不過到 2014 年 8 月底，能源分析師估計，該組織每天從敘利亞和伊拉克將多達 7 萬桶原油（重質原油每桶 26~35 美元，輕質原油每桶 60 美元），賣給內部黑市客戶和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庫爾德斯坦等地的外部買家。通過這些倒買倒賣，“伊斯蘭國”的每日收入為 100 萬美元至 300萬美元不等，12 月將達到 3.65 億美元至 11 億美元。不過，國際上合作打擊“伊斯蘭”的聯盟自 2014 年 9月下旬開始把目標對準敘利亞與“伊斯蘭國”有關的石油設施，這將顯著破壞實現此種前景的可能性。

“伊斯蘭國”財政雖說嚴重依賴石油和天然氣，但也在充分利用其他資源，包括農業、棉花、水、電等。眾所周知，該組織還有效地運作著綁架人質換贖金的行動，僅 2014 年 8 月就證實有四名外國籍人質（兩名意大利年輕女性、一名丹麥人和一名日本人）被“伊斯蘭國”綁架。或許寄希望于拿到贖金或者交換俘虜，“伊斯蘭國”在 2014 年底和 2015 年初把這項戰術發揮到了極致——公開處決美國、英國和日本人質。事實證明這是一項有力武器。例如，布魯塞爾一位未具名的北約組織消息人士透露，“伊斯蘭國”在 2014 年 4 月收到來自法國的 1800 萬美元贖金，不過這一說法遭到法國政府否認。

即使在不具備全面控制權的地區，“伊斯蘭國”仍然維持著敲詐勒索網絡，收取保護費。“伊斯蘭國”分支據稱也盜竊古董，再到黑市上賣出。一名伊拉克情報官員聲稱，該組織在 2014 年初將來自大馬士革北部奈卜克（al-Nabk）具有 8000 年歷史的文物出售，賺得 3600 萬美元。

雖然“伊斯蘭國”戰斗人員長期以來在其控制或影響的地區實行影子稅收（和勒索），不過自從宣布成立哈里發國以來，該組織便開始更多地推行官方稅收制度。例如，伊拉克西部主要公路上的貨運業務目前實行關稅制度，征收對象是經伊拉克邊境瓦利德（al-Waleed）和塔尼夫（al-Tanif）交叉通道而來的敘利亞和約旦的食品和電子產品運輸卡車。截至 2014年 9 月，稅費為食品類每車 300 美元，電子產品類每車 400 美元，有時普通卡車統一征稅 800 美元。這一系統本身出奇地專業，正如記者米切爾·普羅瑟羅所觀察到的：“‘伊斯蘭國’不僅保護商人免遭盜匪侵擾，也向他們提供文書，證明他們已經向‘伊斯蘭國’納稅，還有仿冒的政府稅收憑據，卡車司機可以拿給伊拉克陸軍檢查站看，這樣他們不用另外交錢就可以通過了。”

這種獨立的財政能力除了保護“伊斯蘭國”免于傳統的經濟反恐措施，還為其提供了社會影響力的源泉——無論是通過激勵手段來鼓動部落效忠，還是通過提供糧食配給和燃料補貼來激起民眾支持。例如，2014 年 5 月－ 6 月進攻代爾祖爾期間，“伊斯蘭國”“花了 200 萬美元誘使部落和領導人允許他們在該地的存在”，從而贏得了許多人的戰略投誠和效忠宣誓。

“伊斯蘭國”給自己樹立富有和成功形象的能力，增強了其從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鮮戰斗血液的效果。正如一名駐守阿勒頗的溫和派指揮官在 2014 年 6月以匿名身份透露說：“敘利亞人加入 ISIS 為的是錢，就是因為他們能付得起工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政治官員說得更是直截了當：“ISIS 肯定會擴張下去的——它有的是錢，而現在敘利亞人太窮了。錢能改變一切——人絕望了，難免要去支持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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