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4年加拿大《軍事與戰略研究》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主要論證了重返亞太戰略是戰后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延續。文章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2011重返亞太戰略是后冷戰時代美國戰略意圖的恢復和延續，第二部分闡明了美國地緣政治邏輯產生的歷史原因，第三部分研究了在核武器發展演變的前提下，美國對歐亞大陸應采取的地緣政治策略，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將會對美國長期地緣政治邏輯所產生的影響。現將第四部分選登如下：
應對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邏輯
在二戰期間及結束后不久，許多學者都預測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歐亞大陸超級大國的潛力。這些學者常引用1904年麥金德的一段話：“例如，正是中國人，在日本人的組織下，推翻了俄帝國并占領了它的領土，這些人造就了危及世界自由的黃禍因素（中國威脅論），因為該地區是通向內陸資源的海上前沿，也是阻止俄國人侵占核心地帶的關鍵所在。”沃爾特·李普曼曾在1944年預測了大中國的崛起：“中國，在擺脫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西方大國的干涉之后，必將能夠實現其內部的政治統一和工業發展。當實現了上述兩個目標之后，中國將有能力為地區性強國目標組建自己的國防，也能夠在周邊印度、緬甸、泰國、馬來西亞等小國林立的背景下實現自身安全。”李普曼預測，中美關系發生質變的那一天必將會到來，那時美國不再是“中國的特別護衛”，可能會與這個已經崛起的國家互相抗爭，并形成第三大戰略體系。一位布魯斯金學會的研究學者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曾在1944年寫到，“隨著政治和社會的統一，中國將會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地區性大國，但是目前其軍事實力還明顯不是俄國、英國或者美國的對手。”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自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同時開始著手培養優秀的軍事人才，中國已經在以一個崛起中大國的身份吸引著全世界學者的目光。
作為一個潛在的挑戰者，中國的崛起必然會打破地區平衡狀態，增加地區的安全壓力。亞洲許多的中小國家都十分關注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的優勢地位，因此他們都請求美國能夠對抗中國，實現地區平衡穩定。例如，一位馬來西亞軍官指出：“美國必須要在亞洲彰顯軍事存在，至少在這個地方能夠與其它對立的意識形態達成平衡……大國平衡是十分必要的……以此來保證那些雄心勃勃的東南亞大國不會欺負其它鄰國。”然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會真正顛覆東亞地區的實力平衡？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認真審視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所實現的實力增長。
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實力就一直在迅速增長。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前任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在2011年指出，“很少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實現了如此迅猛的戰略性增長，這段時期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比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發展還要迅猛。”中國的鄰國也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實力所產生的日益增長的影響。中國在中亞的西部鄰國在為其提供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這些能源是幫助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不竭動力。此外，從生產的角度來看，所有人都認識到中國就是現在的“世界工廠”。從高端到低端商品，中國工廠的工人都能生產出來。然而，從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情況來看，也有其消極的一面，主要還是由于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一些負面效應。學者專家們需要研究中國經濟復蘇給其大量國有銀行帶來數額巨大的壞賬，也給中國富人和窮人之間制造了很大的貧富差距，并且還造成了很多的環境問題。
在亞洲，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具備了能夠挑戰任何亞洲國家的能力。從核能力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具備了可靠的二次打擊能力，從理論上講，這一點能夠保證中美之間產生共同安全的關系。中國對陸基洲際彈道導彈（ICBMs）的軍備擴張計劃相比美國規模較小，但也有效遏制了美國實施預防性打擊的行為，同時也能有效保證中國對其它軍事項目進行投資，例如反介入區域拒止項目、新一代戰斗機項目和深藍海軍初期建設項目。中美之間另一個重要的差別是軍事力量的類型。目前的中國軍隊是一支十分強大的陸軍部隊。相比而言，在東亞和東南亞的美軍則擁有一支戰力強大的海空軍部隊。中國在海軍力量建設方面所增加的投資大部分僅限于海岸防御和臺海介入力量建設兩個方面，但是，隨著近期遼寧號航母的投入使用，中國投資的范圍也在日益拓展。
目前，在作戰能力方面，基于海空軍的美軍和基于陸軍的中國軍隊所造成的態勢是一分為二的，這種狀況應該會在兩個國家之間產生出一種穩定性。當美國以其航空母艦、潛艇和水面艦艇等方面與中國海軍進行對比時，毫無疑問，美國海軍占據著絕對優勢。正如杰弗里·布萊內（Geoffrey Blainey）在《戰爭的原因》一書中寫到的，“明朗的實力優勢常常能夠催生和平。”在亞太地區，美國所彰顯的實力優勢時時在提醒著中國，那就是一旦爆發戰爭，代價將極為慘重。科特·坎貝爾曾在2006年指出，美國需要在亞太地區增強自身作戰能力，具體如下：
“在亞太地區，美國必須要保持前沿部署的軍事力量，這樣做既能保障盟國安全，又能夠提醒中國時刻清楚美國擁有著保證該地區和平穩定的最終行動權。大型戰艦、隱形潛艇、遠程海軍部隊和壓倒性優勢的空中力量將能夠提供最為高效的軍事手段，使美國能夠有效掌控亞洲局勢、保護本國核心利益。”
2011重返亞太戰略目標與2006年科特·坎貝爾所呼吁的內容遙相呼應，即向中國領導層彰顯實力優勢，使其堅信美國已為各種沖突做好了準備。在國會聽證會上，魯格海德上將詳細闡述了美國在無人機（UAVs）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但他仍堅持認為，美國要想在該地區增強話語權，就必須要在亞洲沿海地區部署足夠數量的艦艇，以此來釋放明確的信號，并支撐一般威懾行動的實施。
在冷戰末期，歐亞大陸霸權國家出現的威脅已經消失，像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進行軍事擴張的情況不會再出現了。并且，也不會出現有某一國家試圖顛覆其現行的國際經濟體系，或者試圖進行實質性改革。誠然，中國軍隊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但現代化僅僅代表著適度的“局部優勢”。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并且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參與者。因此，真正遠離世界市場肯定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訴求，因為中國經濟繁榮主要依靠其生產出口，尤其高度依賴國外投資的注入。正如2007年預測的那樣，近期全球經濟衰退，中國也不可能“脫離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因此，中國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僅僅依靠國內消費遠遠不夠。并且，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正是由于改革開放帶來了大量的技術轉移，才使中國成為了一個更加發展、更為繁榮的國家。
盡管如此，在亞太地區也確實存在造成局勢緊張的因素。在經濟和跨國投資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也能夠清楚地看到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這也導致敵意和不信任的態度常出現在這一地區。中國領導人經常回憶二戰中的苦難和屈辱，并以此煽動國內的反日情緒。另外，中國在2009和2010年經歷了數次的外交失敗，并且中國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一以貫之的強硬態度也引起了菲律賓、越南和日本的許多抗議活動。2011重返亞太戰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放心，美國仍是這一地區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調停者”和“中間人”。
近七十多年以來，美國一直在高度關注亞太地區，并且這也是斯皮克曼（Spykman）地緣政治思想邏輯的現實反映。二戰結束后的布魯斯金學會和冷戰結束后的奈伊研究組織（Nye Initiative）都提出了相應的戰略性建議，目的就是保證美國能夠深度介入亞太地區事務。布魯斯金學會學者們提出的“邊緣地帶”思想對之后美國總統的決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奈伊研究組織及之后的國防部報告都在呼吁要在韓國、日本和關島部署大量的前沿作戰力量。
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期，由于美國海軍開展了持續的作戰能力升級，使其在該地區能夠保持一支強大的海戰和空戰力量。因此，自1979年以來，該地區能夠成功實現經濟增長和長期的和平發展。2011重返亞太戰略又對海軍作戰能力進行了少量的提升，但該戰略絕不會對該地區局勢產生沖擊，也不會使該地區出現軍備競賽升級。因此，2011重返亞太戰略符合二戰之后美國一貫的地緣政治邏輯。
知遠/田林 編譯自加拿大《軍事與戰略研究》雜志2014年第15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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