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運茶快船的出現，茶葉貿易也變成了一種廣受歡迎的體育運動。每當東方艦隊的第一艘斜桅帆船出現在英吉利海峽的海平面上的時候，倫敦市登時萬人空巷，大家一齊擁到泰晤士河畔，駐足觀賞一年一度的運茶比賽。期盼裝載著剛采摘下來的新品茶葉的中國快速帆船的到來。競賽開始了，一路上，一直到倫敦的每一個海岬上，充當信號的火焰都在熊熊燃燒著。投注開始了，賭徒的手氣取決于第一個從帆船舷緣投下的茶葉板條箱在碼頭上落地的一剎那，英國人對這一競賽的熱情不亞于對賽馬結果的關注。

運茶快船如今依舊是這個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種帆船是工程學和人類進取精神的結晶，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人們再也不需要那種體積大、速度快的帆船了。與遠東的貿易所獲利潤實在太豐厚了，法國人眼紅之下，開始動手開鑿蘇伊士運河。盡管快速帆船是根本無法在運河河道通行的——它們實在禁受不起紅海海面上大風的考驗，然而蒸汽輪船卻能夠以比帆船快一倍的速度抵達中國。由于沿途的燃料補給站選址布局合理，乘船前往中國和印度比以往變得更容易了。到了1869年，隨著蘇伊士運河開鑿完成，因茶葉運輸業而生的航海技術革新全都成了歷史。野心勃勃的英國商船船隊已經不再需要變化無常的風來驅動，它們可以用可靠而穩定的煤作燃料。

生產

茶葉的分量很輕，這決定了運茶商船要用壓艙物來保證行駛途中的平穩；在茶葉貿易剛剛興起之時，大部分時候，壓艙物都是由藍白色的中國瓷器來充當的。盡管商人們對這種商品的估價往往偏低——那些人更喜歡絲綢那樣利潤巨大的日用品，但人們一致認為，當瓷器填充在裝茶葉的板條箱的夾層空間時，它起到的作用與那些“壓艙鐵”是一樣的；而當瓷器沿著船體和龍骨排成一線的時候，還能起到附加效果——可以有效防止船艙漏水。運送茶葉一類的奢侈品風險很大：它們的質量很容易因為浸水而受損，價格也隨之下跌，而一艘船在海上航行也就意味著它一直冒著損失金錢的風險，因而可以說瓷器的存在分擔了這一風險。瓷器還能擋住船艙底部的污水，從而對那些利潤更高的貨物起到保護作用。

茶葉消費者群體的不斷擴大帶動了英國瓷器工業的發展，它也成為第一批享受到19世紀機械創新成果的行業之一。在18世紀以前，尚無一家歐洲工廠能制造出能盛開水的陶瓷茶杯。

由于歐洲出產的黏土缺少瓷土所需的必要元素，因而歐洲黏土無法像中國黏土那樣用于制作茶杯。中國的瓷器是利用高溫燒制的，表面覆蓋著一層堅固透明的釉，所以具備低廉、耐用的特點。而歐洲的黏土則是在低溫環境下烘烤，它們只能覆蓋多孔的釉料，這樣制成的瓷器更容易破裂。

對更為堅固耐用的瓷器的追求，在英國引發了一場工業競賽。英國的制造商們能生產出質地更堅硬、價格更便宜的餐具來嗎？長期以來，英國工廠車間里造出來的瓷器又笨重，又粗糙，又易碎，但它有個優點：運輸成本較低，因而在價格上還是能夠和中國瓷器較量一番的。大約到了1750年的時候，歐洲工廠終于刺探到了瓷器制造工藝的秘訣，借助當時英國工業向機械化轉型的契機，一項新的產業隨之誕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約西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最早一批使用瓷器改良工藝的陶藝家之一，可以算是與羅伯特·福鈞同一時代的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爺爺輩人物］。

茶葉貿易在依托瓷器貿易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一場對“異國”之地——中國和東方——的探索熱潮。帶有濃郁中國藝術風格的圖像——垂柳和高聳的寶塔，以及身著長袍、舉止嫻靜的婦人——以印在郵票上或畫于進口茶杯的兩側的方式而在西方廣為流傳。這種充滿東方浪漫風情的藝術品對大英帝國戰略目標的實現大有幫助。它展現了一個未知世界的美好形象，創造出一種優雅迷人的氛圍，取代了西方人先前的想法：出國前往東方的旅途是可怕而危險莫測的。貧困所帶來的巨大災難，伴隨著疾病和混亂正在一點一點地摧毀英國。城市化進程蠶食著農村地區，原先的農村居民現在正在工廠里勞作，呼吸的是被煙塵污染的霧氣，住的是擁擠的廉價公寓，然而那些在瓷器上隨處可見的圖像向他們描述了一個更為寬廣、龐大、怡人的世界。這是一個充滿商機和希望的世界，一個大不列顛帝國可以征服的世界。

英國人的生活

正如可敬的東印度公司所預言的那般，印度的茶葉種植產業借著茶稅的取消和航運技術的發展這兩大有利因素而迅速繁榮起來。隨著東印度公司一家獨霸的歷史的終結，茶葉貿易的競爭也日趨白熱化，這導致了茶葉價格的全面下跌。茶葉越來越便宜，也意味著那些黑心茶商覺得既沒必要再將其他植物混雜在茶葉包裝袋之中，也不用再用危險的化學品對茶葉進行加工，因而茶葉的質量有所改善。盡管此前英國全民飲茶的風氣已經整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但茶價的便宜化對于這個城市化進展迅速的國度而言仍不啻為一個福音。

很久以來，人口統計學者和醫師們就已經注意到隨著飲茶習慣的日益大眾化，死亡率在不斷下降。隨著18世紀和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污染程度越發嚴重，疾病傳播率也隨之上升。霍亂這個惡魔在印度次大陸上肆虐已久，它的魔爪于19世紀30年代第一次伸到了英國大陸，當時幾個水手飲用了船上水桶中的水，而這些水桶是在印度被灌滿的，這些水手因此感染上了霍亂病菌。而他們回到船只所在的母港時，這種致命的病菌開始通過當地的下水道到處傳播。到了19世紀中葉，霍亂這一傳染病已經幾次三番地奪去了數以萬計的倫敦市民的生命；單單1848~1849年的那次大暴發就導致5萬人喪生——這5萬人無一例外都是因喝了不干凈的水而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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