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敵：1918年的反對中日軍事結盟運動

到了1917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周年。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不僅把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國力消耗殆盡，而且還為遠東地區的新興國家日本提供了向中國擴張的寶貴良機。自1914年一戰爆發以來，日本已經確立了其在東亞地區的實際霸權地位。日本這種東亞霸主地位的獲得，是通過武力和外交的雙重手段來獲取的：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擊敗駐守青島的德軍，實現對青島的軍事統治；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并在同年5月逼迫袁世凱政府簽署了《民四條約》，確立了日本在中國對外關系上的特殊地位。隨著1916年6月袁世凱的去世，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繼任國務總理，并逐漸形成了以段祺瑞為核心的軍閥政治集團，史稱“皖系”。

1917年7月張勛復辟，段祺瑞出兵北京，由于“再造共和”之功而繼續擔任國務總理。這一年，不僅是中國政局動蕩，世界局勢也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同年初，德國宣布無限制潛水艇戰，導致德美關系惡化，最終促使美國參戰。沙皇俄國也因戰爭致使民不聊生，導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環視全球，唯有日本國強民富，成為一戰的最大獲利者。但是，日本的東亞霸主地位仍然不牢固，故而它仍需通過條約的方式來獲得歐美列強的認可。1917年春，日本利用英法兩國的戰爭困難，與英法兩國簽署秘密協定，成功地獲得英法兩國對日本東亞霸權地位的支持。同年11月，日本又與美國簽署《藍辛-石井協定》，爭取美國承認了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按照日本的理解，這個“特殊利益”是指日本在中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藍辛-石井協定》的簽署也向中國領導人釋放了一個可怕的信號：那就是美國已經拋棄了中國！于是，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即聯合日本。日本政府也有意扶持段祺瑞政權，通過“西原借款”來武裝段祺瑞的“參戰軍”，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但是，皖系軍閥的強大引發了北洋集團的另一派勢力，也就是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的擔憂。到了1918年春，直皖兩系的矛盾因皖系軍閥主導的中日軍事結盟計劃而再次爆發。

1 北洋系的分裂與皖系“聯日”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率軍進入北京，總計不滿半個月的張勛復辟，由此宣告閉幕。隨之，中國政治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兩位北洋系的首領馮國璋、段祺瑞分別出任北京政府總統和總理。馮國璋以副總統資格而取得總統位置以及段祺瑞的再起，被時人稱為“一場大騙局”。因為，前總統黎元洪是受直隸籍貫軍人的騙而罷免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從而“替馮國璋造成取得總統位置的機會”；張勛是受段祺瑞屬下的欺騙而冒然復辟，從而“替段氏造成恢復政權的機會”。 張勛失敗之后，發表通電說：“已獲巨罪，人慶大勛，恨當世無直道，怨民國鮮公刑。” 這弦外之音，透露出張勛自知落入段祺瑞圈套之后的無奈與憤恨之情。

在復辟未宣告時，研究系已與段派聯合一氣。段氏在馬廠誓師時，梁啟超已入其幕府，除發表反對張勛復辟電外，還“親入段軍，直接參贊其事”。 研究系另一要人湯化龍則隨同段祺瑞入京。7月17日，段祺瑞組閣，其閣員名單如下：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內務湯化龍、財政梁啟超、司法林長民、農商張國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軍劉冠雄。這些閣員中，屬于研究系的是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此外范源濂、汪大燮、張國淦等人都與研究系親近。曹汝霖是新交通系的首領，政治上依附于段祺瑞，而海軍總長劉冠雄也屬于段派。 所以，此屆內閣是段派軍閥與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聯合內閣。

馮國璋雖然得以就任大總統，但是他無法插手段內閣。在擬定閣員名單時，馮國璋原本反對劉冠雄和曹汝霖入閣，但為段祺瑞拒絕。1917年7月13日，張君勱致書梁啟超，告知：“此次內閣名單，河間極不以劉冠雄長海軍為然，于潤田則云此人于國內輿論中頗有非之者，以此列閣員中，總嫌不漂亮。” 河間，即馮國璋；潤田，指曹汝霖。黎元洪任總統時，因參戰問題與國務總理段祺瑞沖突，是為“府院之爭”。現在，馮國璋與段祺瑞依然不和，兩人“關系始終未融洽”。 黎元洪在段氏到京后，因段氏的勸誘，由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區域回居私宅，通電宣告“此后不再與聞政事，推馮副總統繼任大總統”。 然而，段祺瑞內心并不滿意馮氏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在7月8日發出馮國璋以“副座代行總統職權”的電文之后，故意拖延此項電報由北京到達南京的時間，于7月13日才到達南京的馮國璋手中。此時，南下敦請馮國璋北上的張君勱埋怨說：“近來北方來電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電必待三日或五日后方到”，因此，“河間頗以合肥不受商量”。 合肥，即段祺瑞。

南京是馮國璋的老巢，馮不想因為北上就任總統而將江蘇地盤讓與他人。長江流域是馮國璋的勢力范圍，尤以江蘇省為重心所在。此時，傳說段祺瑞親信倪嗣沖將擔任江蘇督軍，引起馮國璋的擔憂。馮遂命心腹干將、江西督軍李純出面反對。李氏在九江演說復辟源流，將張勛與倪嗣沖“并為一談”，除派遣重軍到南京之外，尚在九江駐扎一師，表示對倪的示威運動。 所以，馮國璋一面謙讓，請黎元洪復職，一面暗中與段祺瑞接洽江蘇督軍的后繼人選。最后，馮國璋如愿以償，調江西督軍李純為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與湖北督軍王占元聯結為一，合稱“長江三督”，構成直系在長江流域的基本勢力范圍。于是，馮國璋于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職，馮段之爭的序幕也由此開啟。

段祺瑞新政府成立之日，也是中國南北分裂之始。研究系是造成此次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當時，段祺瑞新政府面臨兩個最緊要的問題是，“對外的參戰問題和對內的國會改造問題”。國會改造問題是由參戰問題而引起。舊國會分子多對段不滿意，現在，段祺瑞要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解決國會問題。這時，研究系要人梁啟超向段祺瑞獻策，召集臨時參議院以改造舊國會，置舊國會法統于不顧。孫中山因此率領海軍南下廣東，組織軍政府，豎起護法大旗，中國南北由此形成對立局面。

段祺瑞

梁啟超改造舊國會的主張，完全是政治考慮，絲毫沒有顧及法律的尊嚴。7月21日，《申報》記者訪問梁啟超，談論國會問題。梁說，“對于國會主張，恢復之不能，改選之不可，而以召集臨時參院為比較的無上上策”。至于舊國會不能恢復的理由，梁列出兩條：第一是舊國會為各省督軍所破壞，一旦恢復，必然得罪各省督軍，所謂“政治上將生莫大之反動”；第二即使督軍同意恢復舊國會，也無法確保督軍“一改從前之態度”，不再破壞國會。質言之，這兩條理由仍然是政治考慮。梁自己也承認召集臨時參議院，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他說：“蓋以嚴格之法律言，則改選亦無根據，而又不能去國會組織不改之弊，如是之國會，再過三年，國家不能危險乎？至于召集臨時參議院，有改良組織之利，而約法上亦可以勉強比附，似此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較有利者，莫此若也。” 臨時參議院，從法理上本屬自相矛盾。李劍農批評說，舊國會自“第一次滅亡（指袁世凱復辟帝制，取消舊國會）恢復之后，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偏要恢復已經滿了期限的舊國會？若說前此恢復舊國會是因為袁氏的解散國會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國會又豈合法么？這是純就他們所持的理論而言”。 舊國會中也有研究系議員，但是研究系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聯合段祺瑞否定他們的合法存在——舊國會，借以制服敵黨，實為超越政治常規的舉動。

7月24日，北京國務院通電各省，征求對于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據說，這份文電是梁啟超的手筆。這封通電，先是說明恢復舊國會為不可能，并援引唐繼堯督軍的“破甑之喻”，說明舊國會威信已失，最后特別引用陸榮廷改組國會的主張，申論“非先有臨時參議院不可”。 然而，社會輿論對于梁啟超要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極端主張，深以為異，批評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與感情，置國家根本法于不顧”。 后來，段祺瑞依梁啟超計，改組舊國會，成立新國會。新國會實際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稱安福國會，研究系被邊緣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拋棄，遂與親近皖系的安福系、舊交通系成為政敵。正如李劍農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臨時參議院的主張，是因為要貫徹改造國會的目的，與煽動督軍團干憲的目的前后是一致的，誰知這個問題是一具不能開的死鎖。后來國會雖然被他們在北方強迫改造了，卻又被安福系所盤踞；安福系的驕橫惡劣，竟超過他們所目為暴徒的無數倍；而南方又始終不承認他們的改造，遂演成長時期的紛爭慘劇。”

南北對峙局面形成后，北方的馮段因統一問題發生分歧。總統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總理段祺瑞堅持武力征南，雙方各執一端，勢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敗，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議。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軍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等聯名通電，主張與西南和平解決，并聲明愿作調人。 據此消息，時在北京政府陸軍部任職的徐永昌判斷，“段內閣將倒，南北似有調停之機”。11月20日，總統馮國璋準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職務，以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幾位研究系閣員也隨段氏去職，段內閣瓦解。12月1日，馮國璋任命直隸籍同鄉王士珍為國務總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頗贊成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這就是馮段之爭的第一幕。馮段之爭直接導致北洋系內部的分裂，而無兵無權的研究系既然已經被段派所排斥，現在也與馮派貌合神離，實際處于一種不尷不尬的第三方境地。

在此期間，南方也是四分五裂。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諸人對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頗不滿意。從1917年9月到1918年春，西南軍閥一直在醞釀改組軍政府。至1918年4月后旬，軍政府改組形勢成熟。5月4日，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離粵赴滬；同日，孫中山發布《辭大元帥職通電》，極為痛心地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在北方直皖兩系的斗爭中，日本站在皖系一邊，壓制和打擊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對南方發動戰爭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持。1918年2月3日，徐樹錚致電各省督軍，指出：“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職，彼邦時相問詢，稱以各省不挽留為疑。……寺內已訓令渠系內有力諸要人，并達林公使謂段雖暫時去職，北系實力并無墮落，此后對支方針，仍認定東海、合肥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盡友誼援助等語。” 3月20日，西原龜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訪問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組閣，西原說：“閣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權力，倘若財力不足，本人可設法資助。如欲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時，切勿失此千載難遇之良機，毅然擬定計劃，出任總理。” 與此同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也會見大總統馮國璋，表示日本政府對北方政局的態度，勸告北洋各派應團結一致，解決政局糾紛。 在此期間，徐樹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秘密聯絡，引奉軍入關，進駐直隸。 一則聲援皖系，一則威逼馮氏。3月19日，段派督軍又發出一道聯名威脅的通電，要求段祺瑞組閣。

在這內外壓力之下，馮國璋不得不與段祺瑞暫時妥協。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辭職，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這是段祺瑞第三次組閣。段祺瑞此次成功組閣，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內援則是皖系將領以及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內閣中身兼交通總長和財政總長兩個“肥缺”，這實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啟超的研究系人士艷羨不已。故而，洞悉時局內幕的北洋軍人徐永昌說：“今日名流自知無分，故梁（啟超）著書，湯（化龍）出洋，此所謂灰心喪氣。”

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之后，為繼續推行其武力征南計劃，立即與日本聯絡，秘密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為靠山，那么直系馮國璋勢必尋求英美的支持，雙方都在借助外力。馮國璋的心腹愛將、江蘇督軍李純是典型的親美派，馮的親美深受其影響。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純在給馮國璋的密函中，建議“應與英、美相互提攜”，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 李純與英美人士交往向來密切，他手下的顧問和秘書人員，幾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與美國人時常往來。所以，當時上海竟有輿論認為，李純的態度“完全為美國人所左右”。 因此，馮段之爭的結果，最終促使皖系與直系各尋外援，加劇北洋派內爭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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