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沒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在阿拉伯世界，要從其內部產生天然抗體，所需的時間或許會很長。阿拉伯世界里國家的失敗太多，因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誠的力量一直延續著，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親屬關系，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就無法建立強大、不依賴個人、以功績為基礎的國家體制。

繼《政治秩序的起源》后，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化三年之力而成的此書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終于在9月底出版。在這第二卷中，福山以社會如何發展出強大的、不依賴個人的、負責任的政治制度為核心問題，考察了從法國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當代美國政治的深層功能障礙等事例。他討論了政治腐敗的治理，檢視了殖民主義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不同政治遺產，并大膽估計未來民主如何面對全球崛起的中產階級和根深本固的政治癱瘓。

開倒車還是與時俱進：福山的新問題

25年前，福山喊出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口號，名動一時。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他明顯克制了各種先知式的預言，這讓許多人認為他可能收回了他的判斷，正如25年來人們對福山的不斷猜測。

英國書評作者提姆·布沃利（Tim Bouverie）9月27日 在英國《遠景》雜志上說，福山開起了倒車：“他以一位先知的激情和沮喪，書寫美國政治秩序的衰敗，努力在黨派政治和意識形態教條的嘈雜聲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布沃利認為，此書最起碼證明了歷史還遠遠沒有終結。

《泰晤士報》記者丹尼爾·約翰遜（Daniel Johnson）更是認為福山此書使自己“遠離了那些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因為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而被人怪罪。”

劍橋大學政治科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書評，指出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政治變革這一宏偉背景來看，自由派的自由（liberal freedom）之勝利看起來并不確然，美國也概不例外。

朗西曼評論道，福山在書中提出，自由民主國家并不能幸免于折磨其他政治體的經濟停滯和政治衰敗。它同樣可能會被其他更好的東西所取代。關鍵是，我們當前的政治安排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還是問題的一部分？

所以，福山也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或者對其舊說做出修正？

翻閱此書，可以看出，他從比較歷史學和政治學的維度考察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秩序及其衰減的結構性原因，并提出一連串問題，包括：德國如何在19世紀變成高效的單一制國家，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在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達到繁榮？為什么希臘和南部意大利未能像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和日本那樣，達到與其相同的政治問責和官僚自主水平？是什么阻礙了阿根廷這個資源豐富、幅員遼闊的國家，使它沒有沿著類似美國的路線發展？而美國政治如何到處掣肘，無法有效管理和立法？

這簡直像好奇的兒童提出的“十萬個為什么”，如果再加上世界政治經濟現狀：中東的一團混亂、俄羅斯和東歐的轉向、中國的振興等等在內，都不是簡單一句預言可以囊括。福山怎么看？

三根支柱：福山的堅持與改變

福山并沒有放棄他的觀點，新書提供了他的回答。他首先坦承民主制度永遠只是政治穩定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錯誤的情況下，它也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因而，其核心觀點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根支柱：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

這其實早在第一卷中就已經得到了深刻的揭示，福山在第二卷中的主張是：民主，作為政治問責制的終極表達，在達成之前需要其他兩根支柱各就各位。福山指出，如果政府功能尚未完善，法制尚未建全，自主的、任人唯才的官僚管理尚未樹立，那么在此基礎上所建立的民主政體，其結果往往是國家機構被政治家劫持、破壞。

ISIS是個例子。這個極端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崛起證明了，無論是否建立民主制，似乎都無法根除這種恐怖勢力。這對福山之前的學說來說是個挑戰。

《紐約時報》弗里德曼專欄說，在接受弗里德曼采訪時，福山表示，美國的立國原則是逃離專制，所以先賢們關注的是“如何制約權力”，“但在制約權力之前，首先需要產生權力……政府不僅僅關乎制約，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礎設施、醫療和法治。任何能夠提供上述所有服務的勢力都能贏得競賽，無論它民主與否……ISIS之所以能如此壯大，是因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沒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在阿拉伯世界，要從其內部產生天然抗體，所需的時間或許會很長。阿拉伯世界里國家的失敗太多，因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誠的力量一直延續著，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親屬關系，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就無法建立強大、不依賴個人、以功績為基礎的國家體制。”

在新書序言中，福山指出“體面政府”（decent states，弗里德曼的說法）和法治對于民主的重要性：“我相信這三組建制的發展是所有人類社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來的普遍要求。它們不僅僅代表西方社會或任何特定文化群體的文化偏好。一個現代的、不依賴個人的政府不可替代，這樣的政府能確保秩序和安全，并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沒有明確的產權，沒有強制履行的合同，企業就難以展開拳腳。此外，法律承認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力，認可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因而法律具有其內在價值。最后，民主參與不僅僅只是對不法的、腐敗的或專制的政府的限制。政治機構是目的本身，是完善、豐富個體生命的自由的基本維度之一。”

從這個角度出發，郎西曼認為，這本書中存在著福山從來沒有完全解決的一種緊張關系，即作為積極價值的民主和作為消極價值的民主的緊張關系。民主的積極價值是尊嚴（dignity）：自我統治的人民本身具有更強的自我價值感；其消極價值是約束：自我統治的人民有更多的機會去抱怨他們不喜歡的政府。

而真正的政治穩定來自民主積極面和消極面的黏合。當民主開始意味著尊嚴時，比如在埃及，約束力就搗亂，結果適得其反；當約束力全面施展時，比如在美國，尊嚴就短缺，政治的不滿和抱怨取而代之，表現為深層次的黨派不寬容。福山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機構中，目前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得分最高的是軍隊、航空航天局等等，這些都是最缺乏民主監督的，而美國人討厭的機構，比如美國國會，正是由他們自己所控制的。

可以看出，福山對政府機構如何有效發揮作用非常關注，這可能是他對美國政治衰敗給出的一個“藥方”。在回答德國如何在19世紀變成高效的單一制國家時，他延續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論述，認為自主的、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是高效政府的要件。《經濟學人》評說了福山對東亞的濃厚興趣。在他眼里，中國目前成了富有競爭力的國家，其中一個原因是那些由考試選拔的“一流公務員”。福山認為人們在中國所見的是百年前崩潰的傳統的復興：中國共產黨正從歷史中找尋，以證明他們可以不需要西式的制度就能創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

所以看來福山并沒有放棄他的觀點，他依然堅信，地理和歷史都不能構成一個國家的命運（geography is not destiny and history is not fate），好壞其實全賴其政治選擇：20世紀里，哥斯達黎加選得好，阿根廷選得差，而即使美國也在大部分時間里搞“內部整頓”。

體面政府、個人尊嚴，這些詞匯似乎沖刷了福山因“歷史終結論”帶來的咄咄逼人形象，帶給讀者一個更具人文關懷、更為務實溫情的樣貌。

文/謝秉強 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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