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進入中國，建立了最后一個征服王朝。滿洲起自遼東，乃是鮮卑、契丹、女真之后，另一次東北民族擴張版圖，進入中原。在蒙古鐵騎狂飆時，從東蒙古到沿海的東北族群，都臣服于蒙古大帝國。明代建國，東北部的族群，并沒有統一的單位，紛紛以羈縻衛所的名義，歸屬大明。這些遙遠地區，實際上各自為政，并不受中央的干預，僅在東北地區有事時，中央政府才征發他們，參與戰爭。例如，明朝救援朝鮮，抵制日本侵略時，東北的衛所也參加戰爭。中國本部和東北之間，雖以長城為界，卻也有許多漢人移民，開發關外廣大的地區。因此，不僅山海關外的遼東地區已有許多漢人居住，那些滿人的聚落，也逐漸漢化，居住在城市，他們的領袖，常常稱為“城主”。

東北民族，本來就不是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他們居住在森林與河流地帶，以漁獵維生，以農耕為輔。漢人帶來的農業，對于東北族群并不完全陌生。從中國過去歷史看，以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例如，匈奴、突厥和蒙古，都是聚集為戰斗部落，建立游牧王國，然后，草原的鐵騎踏破邊墻。起自東北的征服者，往往是從東北擴張，進入草原后，取得草原的馬匹，然后向南進攻。歷代征服王朝，拓跋（魏）、契丹（遼）和女真（金），都是如此方式，以草原的力量進入中原。

皇權被滿清全眾以家族式形態共享

在這幾個東北族群之中，滿清在關外發展的農業文化和與其相當的組織，可能比契丹、女真更有利于在征服后適應中國的帝國形態。在努爾哈赤興起前，這些滿洲人分為許多族群，每個群由“貝勒”（相當于王爺或是公爺）管理；“貝勒”也是族長。許多散居的族群，人口并不多，也沒有確定的疆域，彼此之間偶爾有霸主，但是并不能長久地維持領導地位。明代在東北地區，有駐屯的軍隊；在日本的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失敗以后，這些明帝國駐屯軍，常駐不撤。駐軍的統帥，實質上有管理這些“貝勒”的權力。因此，東北地區滿洲人所屬的羈縻衛所，與明代駐軍有統屬的關系。努爾哈赤的祖、父兩代，都在權力斗爭中，被別的“貝勒”欺凌，努爾哈赤憑借著祖、父留下的一支薄弱武力和少數武器，竟然慢慢擴大，成為滿洲許多“貝勒”的共主。

在努爾哈赤時代，滿洲部落的組織，經過演化，組合為八個旗，每個旗有一位努爾哈赤的子侄孫擔任旗主。今天沈陽故宮的“十王亭”，就是努爾哈赤和八旗旗主“君臣合署辦公”的地方，正是反映在努爾哈赤的時代，軍國大事都由汗王與八旗貝勒大臣共同討論決定的制度。每個旗的旗丁，是人民，也是戰士。他們與旗主乃是主、奴關系。旗主們對努爾哈赤及其繼任者，也是尊卑有別的君臣關系。因此，在稱帝以前，領袖是滿洲部眾的家長，也是主人；這種雙重身份——君權和家長權，在滿清時代延續不變。從另一個角度看，親王們仍舊與皇帝共享滿洲的統治權。親王議政的制度，到皇太極以后才逐漸改變。然而，每一代君主，身邊還是有輔助皇帝的親王。雍正時代，成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統治中心。軍機處中也通常有親王輔助，也有親王分管重要的部級單位。如此安排，正說明了滿清的皇權，既是皇帝個人的權力，也是滿清全眾以家族式的形態，輔助和共享皇帝的權力。

以漢人官員辦事，以滿人官員監督

政府六部和同級的單位，正、副長官都有滿、漢兩套人員，共同執掌權力。這一制度，顯然是以漢人官員辦事，以滿人官員監督。滿清是一個征服王朝，滿人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征服者。依據上述安排，滿清的皇權，比較之以前的征服王朝，更為制度化地反映了征服者與被征服之間的主從關系。

明代的中國本部，與東北地區之間有一道“邊墻”，也就是明代的萬里長城東半段，其終點是山海關。這條“邊墻”之東，遼河流域雖然滿洲人口占多數，卻也有漢人居住。尤其在明代屢次人口遷移的過程中，漢人移往關外，也不為少數。在明代能有效控制東北地區時，漢人當然是明廷的百姓。當努爾哈赤的力量擴大到能夠控制這個地區時，若干漢人的大姓大族，或是屯墾的領袖（例如佟家），逐漸歸附滿洲；這些人在編入滿洲旗制時，編為“漢軍旗”，他們不在滿洲八旗之內，卻也是滿洲軍民合一的另外一支力量。從滿洲領袖的角度，“漢軍旗”的地位，不如滿洲，但是高于漢人。后來，滿洲與明廷的沖突日亟，一些在山海關外的明軍，投降滿洲；原來屬于皮島毛文龍部下的私人部隊，都納入“漢軍旗”，成為滿清征服中國的前導部隊。當滿洲力量逐漸滲入東蒙古的時候，一些蒙古部落也被編成“蒙旗”，作為滿洲的附從者。這些蒙古領袖，與滿清皇室長期保持貴族間的婚姻交換。因此，“蒙旗”的地位，與滿旗平等，還高于“漢軍旗”。凡此現象，說明滿清征服王朝的性質，是與蒙元或更早的遼、金，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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