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有人主張推出“鄭和主義”概念，作為對國外輿論以“門羅主義”評價我國周邊外交政策的抵消和反駁。這正是對鄭和下西洋事跡非客觀認識的結果。在對外交往中大力宣揚鄭和，并希圖以此表明中國和平發展意圖與和平外交政策，恐難為外界認同，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從豐富的歷史資源中汲取靈感、構筑中外交往與合作的共同心理基礎，是中國外交的傳統和特色。近年來中國高層在對外交往中，尤其是在與鄰近國家的交往中最常援引的歷史事例是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借用古代連通中外的陸海絲綢之路概念，可以說是典型體現。同時，在有關我國外交活動的新聞報道中，常見援引鄭和下西洋事跡作為中國與他國和平友誼象征的事例。但是，本文要指出的是，與絲綢之路形成鮮明對比，鄭和下西洋雖堪稱中國航海史上的壯舉，也體現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時代(盡管是一個短暫的時代)的輝煌與氣魄，但其在行為性質、時代背景、出使目的、客觀效果和歷史影響等方面頗多負面資產，而學界、媒體和相關機構對這一事件的評價和宣傳卻有脫離時代背景、罔顧歷史事實而過度美化拔高的現象，致使人們對鄭和下西洋行為無法形成客觀準確的認識。近來在外交界及國際問題學界舉辦的外交與國際形勢高端研討會上，不止一次有人主張推出“鄭和主義”概念，作為對國外輿論以“門羅主義”評價我國周邊外交政策的抵消和反駁。這正是對鄭和下西洋事跡非客觀認識的結果。在對外交往中大力宣揚鄭和，并希圖以此表明中國和平發展意圖與和平外交政策，恐難為外界認同，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考察

指出鄭和事跡中的負面因素，并非對鄭和遠航歷史功績和意義的否定。對鄭和遠航，如同對任何歷史事件一樣，必須將其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來考察。鄭和忠實、出色并創造性地執行了明成祖的海外政策。明成祖的對外政策總體上是對明太祖政策的繼承，但又有所發展和變通，這是為了因應明代政治經濟以及海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也有明成祖強烈的個人因素和色彩。鄭和下西洋正如整個明初對外政策一樣，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明王朝的利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從長遠的歷史眼光和更廣闊的世界視角來看，明初對外政策對有明一代國家利益所起作用卻并不是積極的，更因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而對中華民族長遠利益有嚴重損害。今人不能要求古人超越歷史，同時也不能對古人的行為做出超越歷史的評價。

鄭和下西洋的確堪稱中華航海史以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也堪稱中國歷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以現有史料來看，作為航海家，盡管鄭和是沿著由中國、古羅馬、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等地航海家千百年來已經開拓并且成熟的航線航行，所到之處基本未超過元代華商活動的區域，但其在28年間率領規模龐大的國家船隊，領國家使命七次涉洋遠航，并在多方面領先于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其行為足以彪炳史冊;作為外交家，他出色完成了明成祖所托付的外交使命;作為軍事家，他在出使過程中所指揮的幾次作戰行動堪稱完美。在我國東南沿海以及東南亞一些鄭和故地及所到地區，民間以寺廟墓葬、遺跡遺物、戲劇評話、小說演義等載體，一度對鄭和保留著相當的記憶與崇敬。

1980年代以來，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學術繁榮、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和民族自豪感的重新勃興、中外學術交往的空前擴大，中外鄭和研究均趨興盛并形成彼此交流，而尤以2005年鄭和首航600周年紀念為契機，中外鄭和研究出現新的高潮。該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大會。其后，學界、媒體、政界和外交界始終保持著對鄭和的關注。

本文不是對鄭和遠航的總體評價，也不是對鄭和研究的總體評價，只是希望對于在外事外宣中援引鄭和事跡的行為做一些冷靜思考。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無新的史料，且幾乎所有觀點皆曾被其他學者論述，所用資料亦全部出自其他學者的匯編或著述，包括其觀點不為筆者認同的學者的著述。使用不同史料，固然可以得出不同結論;對于相同史料，揆諸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并基于不同的歷史認知，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并得出不同的結論。

華夷秩序：鄭和遠航活動的背景

鄭和下西洋舉動發生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后期。它體現的與其說是開拓進取精神，毋寧說是保守封閉心態。

誠如學者所言，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最能關系到整個世界秩序的思想就是“大一統”。這一思想體系不僅影響著中國國內的政治制度，也對中國的對外關系影響深遠。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一切“對外”關系也都是內政，沒有“國家間”外交的觀念，也沒有與中國平行的多元的國家觀念。在人們的認識中，華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周邊各族則被認為處于教化之外，被冠以夷狄蠻戎等稱呼，并且推而廣之，更加遙遠的外部世界，也被歸于番夷之列，盡管其中有些國家也具有“有類中國”的高度文明。從華夏到諸夷，形成一種由中心向邊緣漸次擴展的格局。中心和邊緣的范圍是不斷變動的。人們的活動范圍不斷擴大，漸次接觸到更多、更遠的邊緣地帶民族，中央王朝直接統治區域也在漸次擴大，原先的邊緣地區被納入版圖，成為“中心”的一部分，這也就是“以夏變夷”的過程;而更遠處的民族則又成為新的邊緣地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左傳?昭公七年》)，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華夏本土與周邊世界共同構成所謂“天下”。“天子”擁有統治天下的權利，“君天下曰天子”(《禮記?曲禮》)。但“天下”是內外有別、遠近不同的，夷夏之間有嚴格的尊卑之分，形成今人所謂“華夷秩序”。“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朱元璋《奉天北伐討元檄文》)。在對中原本土建立直接的行政統治的同時，中央王朝與周邊民族或國家逐漸形成后世所謂的朝貢關系，“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漢武帝《泰山石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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