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虛構派的全面進攻，屠殺派仍在頑強抗爭。與八十年代屠殺派給人的“眾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13個謊言》，屠殺派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為戰。這一時期在實證研究上成績最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調查會成員中石田勇治編譯的《德國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資料的第一次結集。小野賢二編輯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的最大意義在于證明了戰時報道的“兩角部隊” 在幕府山俘虜的一萬四千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調查會”之外，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采訪第十六師團為主的老兵達一百零二名，為迄今搶救當事者記憶的人數之最。這一時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殺派著作中，我覺得有一本書應該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此書的中譯本在兩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書，之所以說“應該一提”，是因為此書在日本連屠殺派也“視而不見”。被無視的原因當是由于此書以南京大屠殺“實有”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諸派所爭本在史實，但我覺得之所以被無視多少也和此書尖銳批判的對象是日本民眾的責任有關。日本各派“黨同伐異”由來已久，八十年代屠殺派占據上風和九十年代虛構派甚囂塵上可以說都是拜同派之間聲應氣求“一致對外”之賜，屠殺派在這一時期的影響力下降不能說沒有整個風氣右轉的大環境原因，但和屠殺派“各自為政”過于孤高也不能說全然無關。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爭論的歷史，可以說諸派論爭是推動研究的最主要原動力。目前虛構派雖然氣盛一時，但沒有也不可能籠罩一切。由于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窮盡，所以各派影響力雖會有消長起伏，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壓倒性勝利則當無可疑。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一個較大問題。造成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認為這是性質問題，無關乎“量”。這樣拒之門外并不能取消問題。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問題，為什么還要堅持量？”的發問。問者不僅是虛構派，甚至不僅是日本人。我覺得長久以來我們在強調性質時確實有爭量，甚至貪多務大的傾向，其實沒有必要。因為南京大屠殺固然是日本的恥辱，但也不是我們的光榮。第二，定量研究確實有文獻不足征的困難。除了不同觀點解讀差別極大的斯邁思的有限調查，事發時沒有也不可能有對日軍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關日軍暴行的所有早期記錄，包括最有價值的紅卍字會的埋尸報告，都無法導出兩大審判的數量結論。其它第一手證據，比如理論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鐵證”遺骸（其實也有甄別問題），對證明標志性數字也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僅是屠殺，“量”的問題還包括強奸、搶劫等各種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個方面是日軍暴行是不是一個無限行為。多年來日本虛構派在為日軍暴行洗刷時還提出日軍受到“感謝”、難民區“安泰”等等的“積極”的“反證”，對此我曾多次嚴辭批駁。比如對寶塔街收容所主任陳漢森給日軍比良號艦長土井申二接濟食品的感謝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論著平議》中說：

日軍比良號炮艦艦長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奮勇確保該地區（指下關附近的寶塔橋街——引者）的整頓” ，寶塔橋街在土井治下被改為日式名“平和”，陳主任不僅明奉“昭和”為正朔，而且所謂“賞賜”，所謂“恩典隆渥異常”，不獨毫無自尊可言，讓人看到的只是亡國之民的辛酸。雖然我們不能要求難民們不食嗟來之食，我們也沒有必要指責陳漢森們被發左衽，我們甚至可以不論土井——日軍的縮影——的動機和行為只是為了建立“滿州國”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個南京的難民之成為饑民以至餓殍完全是由日軍造成的事實，總不能忽略不顧吧。

我在這里引述舊文不是為了再次辯誣。而是想提請注意：以往我們論及南京大屠殺，只有見人就殺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樣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軟性征服者長期以來未納入我們的視野。從最大處著眼，我們當然可以說日本軍隊不請自來，不論何種作為都是侵略行徑。但土井及類似土井的表現與窮兇極惡的罪犯畢竟不同。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不面臨一個的挑戰：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有沒有量的“邊界”？換言之日軍暴行是所有部隊在所有時間地點的無限行為，還是也有范圍？雖然我們可以說即使日軍暴行有量的限度也無法改變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人道的實質，但南京大屠殺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觀也許因此而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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