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某個地方，一個偉大的立法者在石板上刻下神諭，把水循環、濫伐森林、動物種群和土壤養分循環交給科學，而歷史則必須局限于關稅、外交、工會斗爭、種族和性別問題。科學家應該研究自然，他們甚至有一本期刊在題目中宣揚這一事實。 另一方面，歷史則負責人、社會與文化。
——唐納德·沃斯特，《重返兩種文化：環境史與環境科學》
生態環境視角：被錯失的中國史學重點
中國史學界是怎樣錯失一個重點的
1999年十月，一群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批評家在海南南山舉辦了一場關于生態與文學的會議，主題是發展主義與中國的環境危機。十人簽署的會議報告發表在《天涯》雜志上，其中探討了一些他們認為危險且誤導人的“常識”。這些所謂的“常識”包括：環境破壞是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必然副產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必先惡化才能改善（對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一種解讀）；還有，中國現在的環境問題，完全是之前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模式中錯誤政策的結果。對于這些“常識”的討論和駁斥對于現在那些專治發展、環境、地球系統、氣候變化（在報告中沒有被提及）各個領域的專家來說，顯得有點不疼不癢。但在當時，對于大部分中國學者來說，這樣的討論是十分新鮮的。
一群知名的中國知識分子舉辦了這次研討會，并且嘗試消除斯諾（C. P. Snow）提到的文藝與科學的隔閡，這并不太讓人驚訝。真正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嘗試的工作，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歷史、社會學者來說，仍然顯得遙遠而陌生。盡管中國的環境已經遇到了危機，發展主義的政策已經導致了可再生資源的污染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很少有學者嘗試去彌合沃斯特在本文開篇所引的警句中提到的，科學和歷史的鴻溝。鮮有學者在研究中并重科學與歷史，結合兩者的最新成果，來告訴我們是什么導致了今天的重重環境危機，然后告訴我們，在今后的幾十年中，如果我們能為環境改善做出哪怕是一點點工作的話，到底努力的方向在哪里。這樣，即便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的，起碼，用一句加州大學的飲酒歌，我們“至少知道為什么”。
這篇文章通過一系列努力來聯結“兩種文化”中的概念和成果，試圖開啟一場關于我們研究的歷程和出路的對話。我的步驟如下。首先，我考查在二十世紀，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那些鼓吹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忽略關于環境、生態、地球系統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的話題的。在中文和英文世界中，對近代中國史的霸權主義描述模糊或抹殺了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持續的生態系統進程。那些被強調的事件和由此劃分的歷史分期，讓我們無法了解下層的、基礎的、系統的歷史進程。
接下來，我會考查一些生態學和社會系統學提供的理念和理論工具。將這些工具結合起來，可以幫我們建立新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敘事。它不會用自然史替代社會史，而是把不同模型整合在一起，以此來解釋在我們要研究的時期到底發生了什么。
第三，我會兼用這些不同的理論概念來分析幾個不同時空間維度下的環境和生態系統現象。在分析的過程中，我會著重地球系統和世界系統的分析模型（Hornborg和Crumley等等），還有那些在各個時期指導各個系統里不同角色的各異的意識形態或環境倫理。某種意義上，這里用兩種方式分析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體系。第一，這里把互相影響的系統當作我自己的描述和分析的對象。第二，因為系統塑造并制約其中那些角色的行為，這里還把它們當作各個系統中角色所持有的觀念。在這部分，我會引三個初步的例子，包括，在最大尺度下，大躍進的全國性影響，在區域尺度下，華北的食物和水資源，和在一個小尺度下，四川鹽源縣白烏溪上游我自己實地研究過的濫砍濫伐現象。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霸權主義敘述
中國當代史這一研究領域有大量的主題專著，還有在八十年代后開始流行的個人口述歷史作品。這些口述歷史大部分都講的是共產黨黨員中的精英和黨外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所承受的磨難。這些歷史和個人敘述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都強調文革對塑造這個國家和講述者人生的重要性。一個粗略的例子是，在我工作的華盛頓大學，如果利用圖書館檢索系統，查中文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分別有29個和20個結果，檢索英文的“cultural revolution”有459個結果。但檢索中文的“大躍進”只有兩個結果，檢索英文的“Great Leap Forward”有28個結果，這其中還有很多是隱喻和諷刺意義的。1958年到1960年在社會、工業、和農業上發生的事件可能標志著中國歷史上生態和社會系統最大的轉折點，但是其研究成果，起碼從數量上看，卻遠不如對于文革的研究。
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種對所謂“十七年時期”的集體懷念。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給整個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和平，以及對于繁榮的愿景。到了1966年，一切都亂套了，讀書人被發派去體力勞動，在十年的時間里，我們一下子落后了五十年。根據這種懷舊的敘述，在1949到1966年這十七年中，藝術自由有一定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快速進行，大學得到發展，很多流行病被消滅，人們在每個社區都建立了學校，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數頑固不化的階級敵人，所有人都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充滿了忠誠和熱情。不過現在想來，當時已有一些文革的征兆：打擊反革命者的運動，對某些直言不諱的聲音肆意的迫害，特別是反右運動中囚禁迫害了很多知識分子。不過這些都被看做是十八年后那一恐怖事件微妙的暗示。事實上，很多自傳都以某人或某人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被捕為開頭。
根據這種霸權主義的歷史敘述，在那之后，即是世界末日。文化大革命代表的是一切的顛倒。知識分子被下放勞動，城里人被送到農村，學生迫害老師，紅衛兵審判黨內權威，經濟發展進入歧途，禮儀禮貌被野蠻替代。十年浩劫是經濟發展上失落的十年，是中國與外界隔絕的十年，在這十年中，好心好意的社會主義變成它自己噩夢般的諷刺，毛主席的七分功勞給本來混亂的國家帶來了秩序和發展，但在這里表現出他的三分過錯，然后整個國家都天翻地覆。據戴維斯的分析，用中文寫作并發表在中國的文革個人回憶，與用英文寫作并發表在別處的回憶有些不同。本土敘述側重于講述毛澤東和他身邊的革命領袖如何變得越來越偏執而不切實際，他對知識分子施加了可怖而全非必要的折磨，還有在文革之后的歲月中，那段經歷如何影響了他們個人的命運浮沉。英文的記事則著重于年輕的狂熱，隨后理想的幻滅，還有他們最終實現了移民、婚姻、并著書立說這一美國夢式的勝利。有些時候，這些英文作品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做整體上的、含蓄的批評，但所論不僅僅限于那失落的十年中發生的最瘋狂極端的例子。
在之后的故事里，文革這場全國的噩夢結束了，隨之開始的是改革開放。中國重新變得理智，審視過去的錯誤，然后把過去的放下，開始迎頭趕上。一切都變好了，從無產階級文學到傷痕文學還有純文學，從集體化的農業到鄉村企業，從粉刷滿標語的墻壁、棋布的單位大院、還有戒備森嚴的大門，到高樓大廈、閃亮的玻璃幕墻和大堂那高高的天花板，從男女通用的服飾到時尚，從隱匿的性愛到對性愛的標榜，從各地的封閉到千萬的內部移民，從閉門鎖關的國家到對美國千億級美元的貿易順差，從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到中國導演被當作電影界僅存的創造力，中國煥然一新。盡管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比“十七年”時期和文革加起來還要長（后毛時代的時間已經比毛時代更久），今天在人們談論歷史和文化時，談論的仍然是從文革的陰影走出來。當然，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現狀。城鄉差距，鄉村的空巢化（spectralized），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發展不均，犯罪率上升，還有官員的腐敗。海外則對中國重新崛起的威脅議論紛紛，學術著作里通常還提及美國和歐洲的衰落，東亞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當然還有老生常談的民主問題，或者換一種說法，缺乏民主帶來的問題。
最后才輪到環境。除了匯集南山的那些知識分子之外，公開批評中國環境的，還有國外的社會和環境學家，境外來的游客，和那些末日預言家，他們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延續的，接近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會給中國的資源甚至全球生態圈帶來前所未有的損害。日漸改善的中國環境法律和監管機構也開始譴責恣意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環境的破壞。不管出路何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環境所面臨的危機。
但在這里，我要提出當今環境研究的兩個障礙，這兩個障礙讓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理解我們為什么到了今天的地步，和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第一個障礙是環境界對話中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的隔閡，這種隔閡在關于中國環境的對話中尤其明顯。例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那本有著絕妙標題且廣為流傳的《一江黑水》一書，其內容完全是政策，里面的科學部分就像是給恐懼數學、但愛讀報并愛發言的熱心群眾寫的。諸如斯密爾（Václav Smil）中國的環境危機這樣探討了環境的科學問題的書，盡管在中國研究的學者圈里頗受歡迎，卻完全不受大眾的關注。
第二個障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或者說現代中國歷史整體上的歷史分期。歷史上的政策周期、或是政治上那些所謂“好”時代和“壞”時代，跟中國生態環境的歷史關系甚微。像我在本文第三部分所展示的那樣 ，中國的生態系統及其子系統的循環周期，與塑造和劃分了霸權主義歷史敘事的世俗政治政策周期并不一致。事實上，正如南山研討會上的批評者認識到的，在霸權主義話語體系下在罪大惡極的文化大革命，對于生態系統和資源的影響，既不好也不壞。如他們所說，無論把現今的環境狀況怪罪在文革頭上，或是剛建國時期，或者文革之后的時期，都沒有抓住重點。但同時，他們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發展主義，雖然在大體方向上不錯，卻也太過簡單。他們的看法是：前現代和現代意識形態（不論姓資姓社）不同，一個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另一個發展至上，在提高個人收入的神圣借口下，不惜犧牲可再生，可持續的資源，還有整個系統的健康。這種明確的二元對立總是令人心潮澎湃，但太過粗魯。前現代時期的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些比另一些更有利于維持中長期生態平衡。而且如伊懋可多次強調的，盡管有些地方習俗有益于尤金·安德森（ Eugene Anderson）巧妙概括的“每日環保”，中國歷史長期的宏觀趨勢是，行政和軍事不斷攫取更多資源，加之不應忽視的馬爾薩斯人口壓力，這些都對中國的環境產生了嚴重威脅，并造成多種資源的退化。這樣的問題遠在發展主義出現之前就存在了。最后，發展主義也有不同的類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占主導的地位的斯大林模式對環境破壞巨大，而大躍進時期的發展主義和改革開放時期國際化的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環境造成了不同的破壞，盡管從程度上來說，都是災難性的。這些不同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不同尺度下以不同方式與地方文化習俗產生了沖突。這使得環境事件的時間尺度和發展，不易被劃分到霸權主義敘事中各個歷史時期中去。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角度，而不是通過狹隘的階級政治史觀看問題，我們可能獲得一個關于中國歷史的更普遍而且更切實際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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