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于親歷過日本軍國主義涂炭的普通民眾而言，日本軍國主義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親人被殺、家園被燒毀、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的切膚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殺期間，他的母親被日本兵槍殺，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親被抓走，他后來被姜姓人家收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姜根福作為南京市工農講師團的一員，經常到學校、機關演講。對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開始并不認同。又一次，領導讓他給來訪的日本人作報告，他不肯。黨委書記找他談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說：”我見到日本人就氣。我恨他們”。黨委書記最后以”共產黨人要聽黨的話”要求他，他這才放下個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婦女在廣播里聽到日本總理大臣到中國訪問的消息時，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本兵殺害。幸存者和遇難者的家屬、后代從未忘記這段慘案，正是他們的口耳相傳和訴說，使得這段歷史記憶不斷延續下去。

對于日本民眾而言，在東京審判以前，由于日本當局的新聞統制政策，大多數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專案審理，使日本民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其后，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述作為戰史回憶或中國訪問記的一部分，開始在出版物中出現。同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殺也開始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專著《近代戰史之謎》，其中近一半篇幅是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論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殺（決定本）》等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來到中國，訪問了南京、平頂山等當年遭受日軍暴行的重災區。本多是戰后第一個對中國受害者調查采訪的日本人，回國后撰寫了長篇報道《中國之旅》，在《朝日新聞》連載。文章客觀、真實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給日本國民以很大的震動和沖擊。不久《中國之旅》集結出版，并多次再版，從而使南京大屠殺引起了日本民眾的廣泛關注。

同時，隨著日本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開始蔓延。20世紀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全面為日本侵略戰爭翻案。1972年，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諸君》雜志上發表了系列文章，攻擊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等人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鈴木明在《諸君》雜志上發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獲得了”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1973年又出版了單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殺否定論者奉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日趨激烈，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更多關注。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筑上布置的“國家公祭”主題標語牌。

當時，中國還處于不正常時期，中日兩國雖然恢復了邦交，但在各個方面仍處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狀態。對于日本國內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戰，普通的中國國民還無法了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有關的論戰信息被介紹進來，學術界也對此作出了反應。1979年，國內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高興祖在《南京大學史學論叢》第2輯上，發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斥鈴木所謂”南京大屠殺等于虛幻”的謬論》。同年，南京大學歷史系于1962年編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被重新修訂后內部出版，書名改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該書以”駁斥’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謬論”為題，對鈴木明的論點、論據逐一進行了批駁。

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于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還對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南亞的史實進行了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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