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聞媒體將南京大屠殺定位在”集中表現了帝國主義強盜野蠻獸性的南京大屠殺，集中表現了英勇不屈的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所遭受的巨大災難的南京大屠殺”，將大屠殺遇難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的愛國人民”，并且，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也曾提議將紀念性的活動長久持續下去，南京逸仙橋地區的居民還自發捐款募集了15萬元資金，準備為30萬遇難同胞立碑。但是，作為一場由政府所倡導的、群眾性的大屠殺控訴運動，在開始后不久就很快平靜下來了。其原因在于控訴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導民眾仇恨美國，而”有些宣傳內容只強調了日寇過去的罪惡，對今天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卻宣傳不夠”。其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政治宣傳的主題是”發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傳統，樹立打敗帝國主義的信心”，而且，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需要更多地營造樂觀向上的氛圍，引導民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從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傳活動中，更側重于挖掘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反抗的典型個案。以《新華日報》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別以《一個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為題，介紹了南京婦女反抗日軍強奸的事跡；3月3日，介紹了拒絕為日軍開車運送子彈、與日軍搏斗最后遭到槍殺的汽車司機梁志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親》為題，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個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后，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揭露和宣傳力度逐漸減弱。

憶苦思甜大會（資料圖）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國上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還興起了編寫”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的活動。階級教育是運動的核心內容，憶苦思甜、訪貧問苦、進行今昔對比是階級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殺也成為階級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學老師在介紹階級教育的教學經驗時說：”每當講到關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教材，我都突出講述血跡斑斑的歷史事實，引導學生去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講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我就著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列舉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城內進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掠等慘絕人寰的罪惡事實，以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遇難者遺屬曾在廠礦企業、學校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述過自己及家庭的慘痛遭遇。很多學校，還讓學生回去請爸爸談童年、媽媽講過去，”不少學生的爸爸媽媽都是舊社會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談。因為是親身經歷，聽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細微的地方都能談出來，給子女感受至深”。雖然作為政治運動，階級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會的”甜”和和舊社會的”苦”，然而，正是在這種耳濡目染的社會教育中，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得以延續。

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背景下，在階級斗爭作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眾的南京大屠殺記憶受到了扭曲。同時，它還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對日方針的制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系，推進中日關系發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于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關系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后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系統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回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后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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