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國外交家吳建民先生在武漢遭遇車禍去世。吳先生的意外離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國學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在一片震驚、惋惜與哀悼聲中，看到一些前段時間還在指名道姓地謾罵吳先生是“軟骨外交家”、“翻譯外交家”的“愛國主義表演藝術家”突然擺出一種沉痛的樣子來，還真有些無法適應。其實并不是這些人內心悔悟，而是在這個時候，擺出這種沉痛的樣子，實在是消費吳先生的最佳姿勢。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很少有真誠，只有貌似真誠的表演。

平心而論，就近幾年吳先生引起廣泛爭議的話語而言，其實并沒有什么離經叛道之處。這些話語在大方向上與中國的大政方針并沒有任何抵觸之處，在內容上也多是為建國以來幾十年的內政外交所驗證的常識。如果吳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講這些話，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的波瀾。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為什么當一位資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會里講出這樣的常識，居然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居然會因此招來如此多的侮辱與誹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吳大使敢說真話的個性之外，其實也有中國社會變化、階層分裂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正因為此，經歷了毛時代、鄧時代巨大變化的中國精英，對于和平與發展始終保持著近乎于信仰的執著。他們從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對世界的認識出發，堅定地認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周邊大國林立、地緣安全局勢高度復雜的國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處樹敵，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而言，吳大使的主要觀點與其說是天真的和平主義，倒不如說是體現著鄧小平時代政治精英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看法，那就是韜光養晦、和平崛起。

這種體制內的主流看法，曾經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主流看法。這一方面是因為體制內的精英與社會大眾擁有共同的“由亂入治”的歷史經驗，因此也更容易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形成統一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話語權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國家大事方面更多地處于被灌輸、被塑造的狀態，也因此更容易與精英達成一致。

然而這樣的一種精英與大眾一致的狀態，卻在最近這十年，被世界局勢的改變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國的國力膨脹讓民族主義抬頭，而隨著國家實力的膨脹，中國與舊有世界秩序的緊張與摩擦，又刺激了這種民族主義向對抗的方向發展。坦率而言，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國家，在融入世界的過程當中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情況。這是因為，與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國不同，中國的規模決定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也是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過程。當中國積貧積弱的時候，這種融入可以比較完美地開動，但是當中國隨著融入的過程而變得日益強大，這個過程對于世界格局的影響就會同步變大，而這也的確很容易帶來與舊有世界權力格局的緊張與沖突。早期的中國社會更多地感到的是發展的機遇，而現在的中國社會則在習慣發展的同時，對發展中所遭受的擠壓更加的敏感。

吳建民先生敏銳地感到了中國社會這種情緒，并盡可能地對大眾進行疏導與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臨的大眾，不再是與他具有共同生活經驗與歷史智慧的大眾，而是更加年輕、更加躁動，更加習慣碎片化閱讀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讓人熱血沸騰的粗暴口號，比柔和的智慧話語更對他們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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