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5日，美國史迪威將軍脫帽對一群中國退伍軍人講話。

1943年3月，蔣介石拋出了由陶希圣執筆的最終版“建國”藍圖—洋洋十萬言的《中國之命運》。該書前四章大講不平等條約之百年史，后四章極言“革命建國”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揚國民黨作為領導者的正當性，又對中國的政治前景加以謀劃。蔣氏把不平等條約描述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哲學無所不包，精神與物質并具的龐大存在；不平等條約既已在國民黨領導下得到廢止，則“如果今日的中國, 沒有中國國民黨, 那就是沒有了中國……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

這一論調暴露了他和美國人的原則性分歧—蔣介石談“抗戰建國”，是要在全民抗戰的大背景、美援的現實幫助和國際地位上升的戰略機遇期內，完成以國民黨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統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一切不服從因素都將在“建國”的過程中被漸次壓服和消弭，美國的軍事和財政也必須服務于“建國”的整體目標。

在軍事問題上，蔣認為戰局的發展遲早會以日本戰敗而告終，中國因為實力有限，后方經濟與社會秩序又瀕臨崩潰，將不再把對日作戰作為主務。而美國對戰后的中國政治興趣不大，國務院積極推進廢約，目的是鼓勵中國在軍事上恢復主動；以史迪威為首的軍事部門則要研究，在“先歐后亞”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如何盡可能利用現有資源對日軍保持壓力。雙方既缺乏溝通、又互相懷疑，中緬印戰區遂成為一盤死棋。

流產的“大國夢”

進入1943年，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個謎：史迪威沒能獲得足夠裝備30個中國師的武器，因此無法說服蔣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緬甸；蔣氏期待的英國艦隊在仰光登陸、中國遠征軍從緬甸策應的行動則因英方態度冷淡無果而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國務院報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系急劇惡化，隨時可能爆發內戰。在此情形下，羅斯福、赫爾以及總統特別顧問霍普金斯決定再度動用他們唯一不需付出成本的工具—外交刺激，以“使中國成為大國”為誘惑，鼓舞重慶政府在軍事上恢復活力。

刺激的第一步是把中國加入到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簽署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發起國當中。該宣言規定，中美英蘇四國“用以反對其各自敵人進行戰爭的聯合行動將為組織及維護和平與安全而繼續下去”，并且要“建立一個普通性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中國第一次被確定為戰后世界秩序的四大維護者之一，而這一地位完全仰賴美國的支持。

羅斯福深知蘇聯與英國對這一安排并不樂見，他需要對《四國宣言》的條款加以細節化，特別是要使中國“四大國之一”的地位獲得可行性保證，因此決定在1943年11月與中蘇英三國元首直接會晤。部分因為1941年《日蘇中立條約》給中蘇關系帶來的障礙，部分因為美國不希望蘇聯過早介入遠東，四國元首峰會并未集中舉行，而是先由中美英首腦在開羅商討亞洲-太平洋問題，緊接著蘇美英首腦再在德黑蘭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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