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獨裁統治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誠，又是獲利份額，這個“政治生存的邏輯”到底說了什么？舉個例子就清楚了。

當年孫中山去世后，汪精衛和蔣介石開始爭權，可論資歷和威望，蔣介石根本無法與汪精衛相比。但是，汪精衛的最大問題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問題？是最大問題。都以為“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邏輯”是：“水至清則無魚”。什么叫“水至清則無魚”？“水至清則無魚”當然就是廉潔、秉公循法、不結黨營私；也就是上面說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黨羽、籠絡人心。簡單的說，汪精衛的最大問題是“太講理”。

結果，當然是蔣介石獨裁成功，因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買親信隨從和政治忠誠，更有利于確立強有力的“執政同盟”。政治忠誠的最大秘密是“獲利份額”，小集團從“私人品”里得到的“獲利份額”高，而從“公共品”里獲利的大眾，其相對獲利和相對“獲利份額”就太低了。政治忠誠是拼命的事，好處和壞處的比例不大，誰為你拼命？人還就偏偏不是靠正義感生存的動物，而中國人還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沒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說出來不好聽，但這就是“實惠至上”的中國人（當年操辦“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日本人一來，蔣介石就開始喪地辱國，為什么他“外戰外行”？因為“國”是“公共品”，“黨”和“中央軍”才是他的“留得青山在”和“私人品”，所以國可喪而黨不可亡。汪精衛明明是從日本人那里收回蔣介石丟掉的“公共品”國土，結果沒有一個人不說他賣國。可汪精衛的邏輯是，國已經讓蔣介石丟掉了，他拿什么賣國？國人的邏輯卻是，與敵人合作就是“漢奸”，屈從保國也是一種賣國。這個“賣國之爭”已經進行了多年，背后的邏輯就是“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忠誠效應”：汪精衛心有“公共品”，所以是爭權失敗、漢奸賣國和身敗名裂；蔣介石心有“私人品”，所以是獨裁成功、抗戰領袖和黨國靈魂。人性之險惡，莫過于這個“政治生存的邏輯”。一般老百姓最多只知道“漢奸邏輯”，誰能理解這個邏輯背后的玄機？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學者馬基雅弗利的《君王論》堪稱“權謀”之極品，可與中國先秦的法家韓非的“法術”相比，竟然足足晚了1800年。韓非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難怪“法術權謀”的鼻祖非他莫屬。可蔣介石的“法術權謀”再爐火純青，最后還是敗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比蔣介石的高明之處是，他知道不能只運用“私人品”，或者說，他更懂得什么時候應該把“公共品”也當成“私人品”來用。至于后果，毛澤東心里沒有后果，只有尼采所說的“權力意志”，那個“公共品”也就跟著倒霉了；但妙就妙在，至今還有一些“被公共品者”發自內心地認為不倒霉。

理解“政治生存的邏輯”的一個關鍵是，某個制度內的政治行為特征，總是相對于其它制度的政治行為特征而言的。在三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遴選集團”和“執政同盟”的相對規模，既決定了政府政策是“私人導向”還是“公共導向”，又決定了支持者的政治忠誠度，并最終決定執政者面臨挑戰的大小和政治生存期的長短。政治忠誠度有兩個側面，一是“忠誠供給方面”由“人數競爭度”導致的叛逆傾向，二是“忠誠需求方面”由“人數規模”決定的“私品換取忠誠”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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