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歷史的終結”？
2014年，有兩本書紅遍全球，一本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另外一本是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落：從工業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雖然各自的關注點不一樣，但是有些人或許會認為，這兩本巨著(不僅影響巨大，而且篇幅巨長) 殊途同歸，從不同角度說明了一個重要現象，那就是人類社會似乎正在經歷另一種“歷史的終結”。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無論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好像最終都不擺脫不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的共同命運。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政治發展似乎已經到達了真正的“歷史的終結”，而不是福山25年所預測的、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化的“歷史的終結”。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自由民主與“歷史的終結”
世人所熟知的“歷史的終結”，源于福山1989年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的一篇同名文章。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中，福山更加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冷戰的結束，不僅僅意味著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束，更意味著“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嘗試過無數種其他政治制度，如君主專制、個人獨裁、軍人專政、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然而歷史演進表明，只有西方自由民主才能“笑到最后”。
他同時指出，歷史的終結，并不表明國家之間的沖突就會立刻消失。福山這樣寫道，“因為自由民主的勝利，主要是在思想或者意識層面，在物質世界或者現實世界層面，它的勝利尚未完成”。總之，福山筆下的歷史的終結，就是人類社會在政治制度上會最終趨同，選擇西方自由民主。因此，他的歷史終結論，被廣泛認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勝利宣言，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為民主全球化吹響了號角。
福山的文章發表后兩年，他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分析了人類歷史上三大民主化浪潮的起因和特點，并就民主轉型以及轉型之后如何鞏固民主，提出了種種政策建議。盡管亨廷頓并沒有在此書中鼓吹歷史終結論（書后的索引里連福山的名字都沒有），但是在很多人看來，這本書從實證和政策的角度對歷史終結論進行了重要補充。更為重要的是，很多人認為，這本書表明亨廷頓的思想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20世紀60年代宣揚權威政治到90年代推崇自由民主。亨廷頓在書中有這樣一段經典之言，可以說是對民主體制最有力的辯護之一：
“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也許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者被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采納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這些特征也許使得民主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這種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種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與政治體制的其它特征明確區分開來，民主與其它公共美德和罪惡的關系才能得到理解”。
無論是福山還是亨廷頓，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如果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終結果是“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被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采納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那么這樣的民主自由還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嗎？這并非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而是不少西方民主國家當前所面臨的嚴峻現實之一。皮凱蒂的重要貢獻，就是通過前所未有的翔實數據，描述了存在于這些國家的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大不公平。
自由民主與貧富懸殊
不少學者認為，自由民主不僅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且有助于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美國學者達榮·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2012年出版的暢銷書《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可以說是這類觀點的代表。在這本書中，他們給自由民主（還包括法制）換了一個新的名字，那就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他們認為，國與國之間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分配上的重要差別，關鍵在于是否采取了包容性制度。作者開篇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位于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一個名叫那哥拉斯的小鎮。邊境線的北面是美國，南面是墨西哥。無論是醫療服務還是預期壽命，無論是平均受教育程度還是犯罪率，邊境線北邊的那哥拉斯都比南邊的那哥拉斯好得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們之間的不同？他們的答案就是包容性制度。
如果只看常用的經濟發展指標，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等，那么美國和墨西哥，確實有很大差別。然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政治制度的不一樣（如朝鮮和韓國），或者發展水平的不一樣（如美國和墨西哥），還包括社會財富分配的不一樣。任何國家都有政府（雖然當今一些國家的政府名存實亡），而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過稅收等政策工具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從而實現社會公平。衡量一個政府的好壞，不僅僅要看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還要看社會公平，而社會財富分配是衡量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指標。
《21世紀資本論》的第三部分，詳細描述了近十個西方民主國家在過去幾百年的社會財富分配。皮凱蒂把這些國家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盎格魯-薩克森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第二類是歐洲國家（如法國和德國）和日本。從19010到2010年，四個安格魯-薩克森國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相似：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世紀初達到最高點，然后一直平穩下降，直到1980年左右又開始急劇上升，并且在有的國家（如美國）已經接近20世紀初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歐洲國家和日本，雖然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在1910年到1980年穩步下降，但是從1980年開始，該比例的上升幅度則遠遠小于安格魯-薩克森國家。
美國被廣泛認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因此它的收入分配值得認真研究。皮凱蒂提供的數據顯示，1%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在1810年占全國總財富的26%左右，并在1910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45%左右，此后明顯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維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的歐洲，1%的人擁有高達50%以上的財富，并在1910年超過了60%；此后該比例急劇下降，在1970年達到歷史最低點20%；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只有25%左右，遠遠低于美國的35%。
總之，皮凱蒂的各種數據充分表明，并非所有的西方民主國家都一樣。至少在社會財富分配極其不公平這一點上，美國的民主絕對是一個例外，根本就不能代表西方自由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