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重返亞太使本地區形成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這一格局的存在對我東亞安全政策是不利的，使我面臨較大的崛起困境。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主要以積極參加多邊安全合作為主。但時至今日，由于東盟缺乏足夠的領導力，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陸續表現出“不給力”的特征。而改革原有機制的最大困難在于保持東盟的中心性不變。保持東盟的中心性就是堅持以“東盟方式”來發展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但東盟方式導致各方在機制內對任何地區安全問題都僅限于討論，而不采取應對措施。因此，堅持以“東盟方式”來改革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的后果只能是在現有機制上小修小補，比如在非敏感領域開發一些低層次的務實合作。這對緩解中國的安全壓力只能起到小小的輔助作用。

因此，中國應當調整目前過于注重多邊合作的東亞安全政策，而改以實行“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政策原則，通過以“雙邊帶多邊”的方式，建立一個可以覆蓋整個東亞地區的安全架構。在雙邊安全合作中，除了要搞好與美國的消極安全合作外（即防止中美兩國發生沖突），更重要的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奮發有為”精神，主動出手，在我周邊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搞好積極安全合作（即我與戰略支點國家合作維護本地區安全與秩序）。

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是指中國與某些國家在政治、安全和軍事等方面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和涉及雙方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鼎力相互支持。在特定條件下，不排除中國向某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在中國所有的鄰國中，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是中國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但在東亞地區，中國還沒有現實的戰略支點國家。那么哪些東亞國家可以成為中國的打造對象呢？原則上說，潛在的戰略支點國家是指那些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關系良好、對中國安全利益有重要價值并且也面臨外在安全壓力的國家。環顧東亞，這樣的國家至少可以包括緬甸、老撾和柬埔寨，這三國都面臨美國的戰略壓力。雖然印尼未面臨美國的直接戰略壓力，泰國是美國的亞太盟友之一，但這兩國滿足戰略支點國家的其他條件，可以成為中國的準戰略支點國家。準戰略支點國家雖無法與中國形成緊密的安全和軍事合作關系，但可以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甚至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帶動一些地區國家同樣采取善意中立政策。

緬、老、柬、泰四國是中南半島國家，且緬、老兩國是中國的鄰國。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這四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價值。如果中國能與緬、老、柬三國分別建立雙邊安全合作機制，并讓泰國保持善意中立，這將有利于穩固中國南部的安全態勢，并使中國的影響力伸展到中南半島大部地區。這四國具備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或準戰略支點國家的客觀條件。多年以來，在緬甸軍政府遭受國際制裁之時，中國幾乎是其唯一的政治和經濟伙伴，向其提供了大量援助，并堅定地支持緬甸軍政府的恢復憲政進程。而在緬甸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發生沖突時，中國既堅決支持緬甸的國家統一，又積極參與斡旋進程，贏得了雙方的信任與尊重。中國與老撾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相似，雙邊關系良好。柬埔寨一直是中國的忠實朋友，雙方一直在事關對方重要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相互支持。中泰建有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兩國關系被稱為“中泰一家親”。在《中泰關系發展遠景規劃》中，雙方對防務和安全合作的規劃是：加強兩軍交流與互訪，深入開展兩國國防部年度防務安全磋商，加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聯合軍事演習和訓練，擴大雙方在人道主義援助、救災和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的合作。

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大國，是東盟隱形的領導者。高水平的中印（尼）關系有助于中國借助印尼的地區影響力來抵制美國利用某些東盟國家擾亂地區局勢的做法，防止某些國家借助東盟平臺來破壞中國與東盟的友好合作氣氛。2013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尼，兩國元首一致決定，將雙邊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在《中印尼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未來規劃》中，雙方對政治、防務與安全領域的合作設想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支持，承諾將通過防務安全磋商等機制進一步增進互信，推動聯演聯訓、海上安全、國防工業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

打造戰略支點國家的成效如何，還取決于中國與對象國各自的意愿與政策。但因為中國其相對這些國家來說是大國，而大國的意愿與政策力度對雙邊關系的結果來說是關鍵性因素。就中國而言，我方需要在“不結盟”政策問題上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打造戰略支點國家不是締結軍事同盟，中國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期無需與別國建立軍事同盟關系。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旨在與對象國開展或深化多層次軍事與安全合作，進一步提升我與它們的戰略友好關系水平，達到減輕安全壓力的目的。

從這些對象國的角度來看，它們可能同時面臨中美兩國的拉攏，而且由于地理的鄰近性，這些國家更容易感受到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力，如何解讀這種影響力（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可能會受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國家是否愿意成為中國的戰略支點國家的確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中國不可能左右它們的認知和政策。不過，正是因為具有不確定性，才需要我們明確政策方向，加大政策力度，盡力而為，而決不能無所作為。

中國周邊客觀的安全形勢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與所有東亞國家都發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國家間關系。因此，我們應對東亞國家采取差異化外交政策，將之區分為愿意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力圖保持中立的國家和與我有較大安全矛盾的國家，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應對方針。對那些愿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要尤其予以重視并加大工作力度，將之打造成在關鍵時刻能與我保持緊密一致的戰略支點國家，而這類國家必將與我構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文/徐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學者 中國日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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