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法蘭克福報》駐巴黎記者高德滿（Paul Goldmann）受報社指派，6月抵華，從南到北游歷了中國許多地區(qū)，本文是其在最后一站北京采訪李鴻章的記錄，時間為10月26日。

德國公使館為我出面，請求李鴻章接受我的采訪，聽說他已經(jīng)答應(yīng)了。盡管如此，我還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會接待我。眼下中國的政要們對歐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況歐洲記者！要是知道有歐洲記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轉(zhuǎn)悠，他肯定要給大門再加一道門杠。沒人知道將要發(fā)生什么，因為肩上扛的腦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說漏嘴，不然真會發(fā)生掉腦袋的事情。

看起來李鴻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個不知害怕的人。他答復(fù)公使館，次日即可接見。這一天，正是歐洲軍隊要進入北京的日子。正當我們準備按時赴約時，一封信送到了我們面前，這封信是李鴻章秘書起草的，說很抱歉，李鴻章發(fā)燒了，今天只好爽約了。一位中國政在歐洲軍隊進入北京這一天感覺發(fā)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連串的事情，看來是典型中國式的。李鴻章先是答應(yīng)接受拜訪，因為他不想顯得無禮；可是他本人的確想回避，因此就在那一時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發(fā)展卻讓我們認識到，李鴻章屬于中國人當中不多見的類型。幾天之后，他不再發(fā)燒，就重新約了見面時間。德國公使館的翻譯葛爾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爾士先生是帝國所派出的最重要的專家之一，他在任職期間學(xué)習(xí)了令所有歐洲腦袋頭疼的中國學(xué)問，成為一個清新而有魅力、同時還很高貴的人物。與李鴻章的談話有這樣一個翻譯在旁，真是少有的機會，他能夠把你說的話，絲絲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來，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把回答的話也準確地轉(zhuǎn)述過來。

我們每人上了一輛車——那種沒有彈簧的北京馬車，路上的無數(shù)坑洼和石子都反彈進肉體里，這真是人類發(fā)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館的車夫跳上富麗堂皇的天藍色絲綢罩著的大車，一位騎著馬的中國仆人跟在后面。從公使館大街往右拐，走過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寬闊馬路，然后再向右拐，通過一條很狹窄的胡同，半個小時之后，在一條不算很寬的馬路中間停了下來，這條路上人馬稀疏，非常安靜，李鴻章兒子的家在這條路上，他在里面等著我們。與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樣，這座房子也是木制的平房，不過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綠色在周邊臟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這所房子臨街一面所占的長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個有錢人。

車夫先遞進去我們的中文名帖，他帶回來的消息是，我們可以進去了。從馬車里爬下來，經(jīng)過大門，走過鑲著大方磚的潔凈院落，拾階而上，李鴻章已經(jīng)在客廳里等著我們了。他站在低矮的門里，差不多把門框都占滿了，原本就高挑的他看上去就更為高大了。那種年邁而高大的形象使人肅然起敬。

他穿著簡單的家居衣服，紅褐色織錦緞的長袍，藍色絲綢的上衣，小小的金紐扣沒有扣上，靠近脖子的那顆已被磨掉了顏色。棕色的臉一點都未變，還與在歐洲見到過的一樣。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不是那種古怪的中國文人眼鏡，而是歐式的、鑲著細細的金邊。鏡片后面是生動靈敏的小眼睛，有時候也會顯得陰險。他說話聲音很輕，聽上去并不讓人感覺不舒服，盡管由于年紀大的關(guān)系聲音有點含混。他盡量一字一字地說清楚，至少開始時是如此。后來他快速加快了，但牢牢地掌握著說話的分寸，機敏的眼睛一直窺視著對方的舉動。他有時說著說大笑起來，露出嘴里的黃牙，這是長而堅固的猛獸牙齒。笑的時候，他臉上會現(xiàn)出嘲弄的神色，但馬上就變得嚴肅而沒有表情。他的頭發(fā)幾乎已經(jīng)掉光，頭骨頂起了頭皮。他手里拿著黑色的硬木拐杖，手柄是象牙的。因為他很愿意充當中國的俾斯麥（這是一些歐洲人奉承他的話，一直說到他信以為真），所以他很可能連同這位德國首相在最后幾年里用的拐杖也一起復(fù)制了。

我們一直呆在經(jīng)過院子一進門的那間屋子里。這是一種客堂式的廳，地上鋪著磚石，幾乎沒有放置任何家具。只在一個角落擺著一張歐式皮沙發(fā)，前面還有幾張椅子，后頭一面涂著綠漆的木板墻將屋子的內(nèi)部空間隔斷了，沒有來訪者的話，大概這面墻是可以移除的。李鴻章握了握我的手，還問了我的姓名，看了看我遞上去的紅顏色的中國名片，然后在皮沙發(fā)上坐下。他把腿伸直，把裹著白麻布、穿著中國軟鞋的腳伸得遠遠的。他把他的孫子介紹給我們，一個個子竄得很高的十三歲左右的男孩兒，他的高高隆起的鼻子，會讓我們的反猶主義者當作其中國血統(tǒng)不純的證據(jù)。這位年輕的先生穿著很漂亮的深紫色長袍，彬彬有禮，卻有點害羞地與我們握手，然后退后坐到較遠處的椅子上，凝神細聽著祖父說話。

沙發(fā)近旁站著一個仆人，時刻準備著聽從“來”的招呼。談話期間，李鴻章一會兒讓他拿這個，一會兒拿那個，開始是香煙，他裝上小小的鍍金煙嘴抽煙，然后是金屬的水煙，一聲“來”，煙管就放到了他的嘴里，一會兒又是一杯茶。當然每樣都也都拿給我們，除了水煙。沙發(fā)上還放著一個器皿，看起來像食品罐頭，李鴻章不時拿起，放到嘴前，向里吐痰，然后又小心地放回到沙發(fā)上，緊挨著自己的身邊。由于所有的門都開著，穿堂風(fēng)大得嚇人，我們正好坐在風(fēng)口上，所以外套也不敢脫。越來越冷，“來”沒等召喚就主動上來，給他主人的光頭上戴上了家里用的帽子。

李鴻章先問了些我個人的情況，他用拐杖指著我，問道：德國哪里的人啊？來中國多久了？都去過什么地方？在膠州呆了多久？什么時候回歐洲啊？

然后他停了下來，我利用這個機會，把話題轉(zhuǎn)過來，我說：“《法蘭克福報》派我來北京，因為報社預(yù)感到會出現(xiàn)嚴重的態(tài)勢，而眼下確實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但是我對中國完全不了解，無法解釋整個危機的來龍去脈。您若能夠給出一個答案，我將非常高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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