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形象的傳播，加快了民眾革命社會化進程。“在政治的世界里，符號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因為，符號具有將人們集合起來、朝共同目標前進的巨大潛力。”同時，“各種象征符號主要是用來發展和維系社會秩序，為了要使各種象征符號有效地運作，它們的社會功能必須要盡可能的停留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人在不知不覺中運用這些符號。”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形象符號不僅具有巨大的號召力，也產生了強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如高平赤祥村的老百姓翻身以后，認定毛主席是他們的大恩人。有一天，他們開了一個會，討論怎樣來報答這番恩情: “有的說給他焚香，有的說給他上供，有的說要去看看他，有的說送些東西給他。村長說: ‘毛主席他不要老百姓的東西。共產黨都是大公無私的人。我們只要擁護他就行。’大家就嚷嚷道: ‘怎樣擁護他呀?’村長一時答不上來，大家正爭吵不下，剛好上來了鄉干部，問嚷嚷什么。眾人說: ‘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大家翻了身，日子過好了。現在我們討論要報報他的恩情，不知道怎樣報法?’區干部想了說: ‘毛主席給咱們的好處說不完，他的恩情也報不完。咱們好好組織農會搞斗爭，響應他的號召，就是擁護了他，也就是報了他的恩情。’眾人說: ‘對! 毛主席是為了大家翻身，咱們全都鬧富了，就是報了他的恩情。’討論完了，大家成群結隊抬著毛主席的畫像，到街上游行，叫大家好好認認他。隊伍中間，還配著鑼鼓，惹得全村人都出來看，有個老太太指著毛主席的畫像說: ‘真是呀! 他的大恩大德，報也報不完呀! ’”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圖像所具有的強烈感召力的結果。

毛澤東形象的傳播，架起了與民眾溝通的橋梁。抗戰時期，“毛澤東形象”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它包括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和未來發展的方向，也正是所說的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之所以能形成毛澤東這一政治符號，更主要的是在抗日戰爭這一艱苦環境下中共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 “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毛澤東成功地把‘困苦’裝進了一個包含‘道德’與‘制度’雙重特質的‘幻象’體系之中。這一體系既建構理想、強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人們在這一話語體系中享有歸屬感、依賴感和安全感，獲得了生命的使命意義和革命的道德價值。這樣的‘革命理想’話語體系———延安時期一系列革命傳統，就在‘極其艱苦的現實’與‘極其崇高的理念’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變成這一‘溝通橋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發揮著政治價值凝聚中心的作用，它通過革命的語言、徽章、標記、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體化為某種神話———‘宇宙創始代理人’的角色，對追求真理的青年人產生了特殊的感召力。”抗戰時期中共所建構的這一完整的毛澤東形象，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民眾進行革命溝通的介質，成為解放戰爭教育引導人民大眾的重要政治符號，引領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進方向。

因此，運用革命領袖形象傳播革命象征，就是借助領袖形象的時間化、空間化、生活化的物質載體，使之成為具體化、形象化和理論化的政治象征，行使領袖形象的教育引導和政治動員功能，從而正確發揮出領袖形象的政治感召力，成為引領政治生活健康發展的重要標識。

文/胡國勝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 2013年06期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革命與象征:毛澤東形象的傳播與影響（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