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需要以美國改善其貨幣和匯率政策為方向，同時中國可能逐漸成為更平等的伙伴，以及IMF能繼續提供重要的法律框架。通過錨定可靠穩定的人民幣/美元匯率，回歸匯率穩定，將會使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自愿依附這個體系

1945年的布雷頓森林協定對戰后國際貨幣秩序的重建具有一定意義，但人們過高估計了其重要性。布雷頓森林協定的主要條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多年才生效。這不是一個在幾周時間內完成的調和了各國利益的大型條約，而是英國和美國兩個國家經過兩年多談判做出的安排，直到1944年才舉辦大會宣布成立。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曾經試圖重建國際金本位制以治理混亂的貨幣秩序，但嘗試失敗，并引發了大蕭條。國際匯率和貨幣體系為”二戰”后非共產主義工業國家的經濟迅速復蘇和增長奠定了基礎。也許法國人稱之為”輝煌的30年”有點不準確。真實情況是商業銀行和私營貿易商–進出口商–開始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使用，隨后各國政府以此為依據制定了一套釘住美元的匯率體系。

美國在1945年時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并擁有唯一未發生通脹或不通過外匯管制限制外國人自由使用其貨幣的完整金融體系。全世界的出口商（在有管制但日漸衰落的英國英鎊區之外）都以美元計價并以美元付款。于是進口商開始直接在美國的銀行中持有美元存款，但并不局限于美國。進口商也開始靠銀行提供美元來滿足對其本國貨幣的需求。所以各地的商業銀行因受制于其本國或嚴或寬的匯率管制，利用美元這一中介貨幣成為貨幣兌換商。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今天的歐元區以外，美元依然是銀行間外匯交易的主要貨幣。

隨著私有市場成為主導，各國中央銀行在1945年開始用美元構建其官方外匯儲備，作為商業銀行美元需求波動的擔保。另外，由于其公認的國際流動性，付息的美國國債（有別于黃金）很受歡迎地被用作預防性儲備。但是什么原因使這一以美元為基礎的制度演化為一種官方的固定匯率制呢（畢竟直到1949年，一些歐洲貨幣仍在混亂并大幅地貶值）？

馬歇爾計劃和固定匯率

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為西歐經濟體從”二戰”中強勁復蘇奠定了基礎。該計劃并不是將美國的救助資金分配給單個國家，而是多邊分配，并附帶嚴格的限制性條件，要求西歐各國政府著手廢除貨幣限制和有礙歐洲內部貿易的配額保護。

其核心即于1950年9月在西歐15國間成立了歐洲支付同盟（EPU），各個成員國宣布一個精確的官方對美元匯率–甚至沒有在法定中間匯率上下設定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四條款所允許的上下各1％的界限。于是西歐中央銀行（不是私人商業銀行）開始清理歐洲內部的多邊收支。如果一個國家有貿易赤字，例如，其為進口支付的總額超過了出口所得，該國央行可以用從歐洲支付同盟（EPU）獲得的信用額度補齊差額–但同時也具有一個有效的制裁機制要求其償還。除了刺激西歐強勁的貿易主導型戰后復蘇之外，馬歇爾計劃和歐洲支付同盟（EPU）還為歐洲更廣泛的貿易和貨幣一體化拉開了序幕。

1949年日本加入后，固定匯率的美元本位制得到了更大的拓展。像很多歐洲大陸國家一樣，日本經濟和金融也在戰爭中遭受了嚴重的損害。它有公開的和被壓制的通脹、利率和國際收支限制、多重匯率，幾乎沒有戰后復蘇。

于是，一位底特律的銀行家Joseph Dodge，帶著美國貸款額度出訪東京并提出穩定經濟的嚴格條件。1949年，多重匯率制度被統一為單一的匯率制度：360日元/1美元。20多年來，日本政府將其貨幣和財政政策從屬于這一固定匯率政策–從而擺脫通脹，錨定了物價水平（WPI）。有了穩定的價格水平和匯率，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實際產出以每年9％－10％的速度增長，這一經濟奇跡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

美國在”二戰”中興起，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體和金融霸權國，它不再抱怨其他國家如何設置其對美元的匯率，這一政策被稱為”善意的忽視”。沒有了保持匯率穩定的義務，美國可以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目標單純地集中于國內通脹或失業。美國的物價水平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穩定–這也穩定了其他非共產主義工業國家的物價。

外國中央銀行僅通過美元干涉就能確保其匯率，同時美國聯邦儲備局放手不干預，這一安排有利于防止官方干預互相抵消：國際美元本位制有著巨大的優勢。但這樣一個體系要平穩運作，只能是中心國家的政府（自身沒有直接的匯率政策）保持被動，例如，不反對其他國家設置其美元匯率。

“尼克松沖擊”

然而，全世界釘住穩定的美元所產生的錨定效應，隨著1971年8月的”尼克松沖擊”開始松動。通過威脅對日本和西歐政府的工業品征收進口關稅，美國政府強制它們對美元升值。早在1970年，預期到美元將會貶值，熱錢從美國流向擁有至少部分可兌換貨幣的外圍國家–日本、加拿大、西歐。

為防止它們的貨幣升值到超過尼克松的要求，其中央銀行用本國基礎貨幣大量購入美元進行干預。這些國家由此喪失貨幣控制，從而導致了自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全球性大通脹。盡管美元依然是私人市場的多邊交易貨幣，但它在世界上錨定價格和匯率穩定性的作用已經喪失。

是什么讓尼克松總統如此不安？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開始對其國內的物價水平失去控制。由于缺乏適當的稅收收入支撐，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花費，再加上林登·約翰遜總統所謂的”偉大社會計劃”需要的福利開支–都是通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過度放松銀根籌集到的。需求涌現使美國的物價開始溫和上漲：CPI從1965年每年上升1.6％到1969年每年上升5.5％。

根據布雷頓森林協定第四條，其他工業國要固定其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因此，美國即使有溫和的內部通脹，也會造成其國內工業部門的競爭力下降–特別是面臨來自國外工業進口品的競爭。美國工業工會因之前25年的持續增長變得傲慢自大，它們堅持將工人的名義工資與國內通脹掛鉤，并指望增加實際工資。到1969年，美國之前的巨大貿易順差基本上消失了。

到1970年，為恢復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尼克松政府面臨一個艱難的抉擇：要么（1）增加稅收并收緊貨幣政策以降低美國經濟的通脹率，要么（2）迫使其他工業國將其貨幣升值以表面上增加美國工業的競爭力。盡管在政治上會帶來更多的陣痛，但如果能成功實施方案（1），美元作為穩定的名義錨定貨幣的國際地位依然會得到維持。然而，尼克松政府選擇了讓美元貶值的方案（2），而世界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通脹以及隨后的金融波動–損害了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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