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78年的改革發軔于農村，1984年的改革將其經驗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場經濟改革的鋪開，那么，這一輪改革的新意是，它將觸及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種種深層次問題。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僅僅在經濟體制上做文章已經遠遠不夠了。中國市場經濟以及社會的問題必須在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結合部下功夫

新一輪的改革即將全面推出，這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共同關注的話題。那么，這一改革新在何處?對中國經濟到底會有什么影響?

當前的改革除了在經濟體制上做文章，還必須在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結合部下工夫，這正是新一輪改革的一大新意。其另一新意在于，不囿于議而不決、裹足不前的“頂層設計”，注重發揮基層的創造性、因地制宜進行探索的改革方式。這輪改革中，國企改革、金融體系向民營經濟開放、民營經濟投資限制放松等重大舉措值得期待。

十年磨一劍

說這一輪改革人們期待了10年并不為過。過去10年，中國經濟迎來了極為快速的發展。中國經濟不僅沒有被加入WTO后激烈的國際競爭所壓倒，反而表現得出乎意料的優異。中國不僅舉辦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一場接一場的盛會，也應對了國內外的各種嚴峻考驗，包括金融危機、特大地震等。由于社會各界的精力高度集中于這些重大事件，改革退居后臺從而停步不前，盡管國內外學術界不斷地呼吁深化改革、推進改革。改革的停頓也的的確確使得中國經濟和社會沉淀下了種種矛盾，在經濟運行層面，出現了民營投資乏力、金融體系風險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國際貿易摩擦頻發等問題。

這一系列的問題，使得中國社會有了共同的呼聲——改革到了非進行不可的時候。這種共識，來之不易。當前，自上而下的決心已經形成，那就是全面地深化體制改革。共識不易，決心更難。這一輪改革關系到中國經濟未來10年的走勢，關系到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體系未來的大格局，也關系到政府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

毫不夸張地講，這是一個期待了10年的改革，關系到中國未來幾十年走勢的改革，十分令人關注。

新一輪改革“新”在何處

這一輪改革新在何處呢?

如果說1978年的改革發軔于農村，1984年的改革將其經驗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面市場經濟改革的鋪開，那么，這一輪改革的新意是，它將觸及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種種深層次問題，觸及中國這一龐大經濟體的骨髓，從而重構其造血功能。

具體說來，這一輪改革將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它還將涉及法治體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教育與科技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等一系列與經濟運行密不可分、對于緩解社會矛盾至關重要的領域。這一點都不奇怪，當前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癥結已經涉及超越經濟體系本身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可以說，影響中國經濟的是政府行為的問題，是政府行政體系的問題。比如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中央政府某些部門緊抓權力不放，通過行政審批、專項撥款等方式，直接對地方市場經濟進行干預，從中尋租，這是政治層面的問題。而部分民眾對市場化改革并不認可，擔心在市場化進程中相對利益受損，究其原因，又是社會管理體制出現了問題。這是由于基本社會福利體制尚未全面建立，而市場經濟發展的收益并沒有通過適當、合理的政府干預加以再分配——其中涉及對超額利潤的征收以及基本社會福利的發放，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部分短期失意者沒有得到充分的補償。再比如，由于司法體制設計不合理，導致司法依附于行政，許多經濟糾紛無法通過司法體系依法裁決，證券市場內部人舞弊、大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金融市場內幕交易等行為不能得到司法體制的懲罰和糾正。再比如，基礎教育、文化、衛生等政府必須大量投入的帶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使得這些原本為公益性的部門不得不在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由此帶來了公共領域的過分市場化。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僅僅在經濟體制上做文章已經遠遠不夠了。中國市場經濟以及社會的問題必須在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結合部下功夫。若這種軟關節的問題不加以解決，不但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難以推進，社會民眾的怨氣難以化解，經濟發展的長遠動力也將難以維系。這就是這一輪改革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也是這一輪改革與之前改革的根本不同。

改革的方式本身需要改革

這一輪改革的方式也值得期待。

過去10年以來，在談到改革問題的時候，往往特別強調“頂層設計”。實踐證明，這種“頂層設計”的思路往往變成了“頂層爭議”;而“頂層爭議”又往往變成了議而不決，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體的工程設計，從本質上講，改革是不可能“頂層設計”出來的。頂層設計無非是指出一個探索的方向，許多重大問題必須從實踐中找到答案，必須發揮基層的創造性。

這輪改革完全有希望讓改革的方式重新回到早期改革的大思路上來，發揮基層的創造性，因地制宜探索各種改革的方案。比如說，戶籍制度的改革必須因地制宜。中國各個地區的生態承載能力大不相同，發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飽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區的戶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戶籍改革本質上應當由各個地方根據自己的社會、經濟、生態、百姓認知等實際情況提出方案并加以推動。與此相關的是土地問題，不同地區百姓的市場經濟理性稟賦完全不同，土地價值和人均土地擁有量也完全不同，因此，土地問題不可能一刀切，只可能在若干粗線條的原則指引下，讓各個地方分別探索，逐步地讓土地在有規劃的前提下流轉起來，給農民更多的實惠。

改革方式的創新還體現在讓實踐走在爭議之前，以實際效果來判斷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偉大實踐，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給出百分之一百的答案，只能讓實踐走在爭論的前面。而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大國經濟和超大型社會，地區間的差異和超大型的社會規模恰恰是讓各個基層單位發揮創造力、想象力，不斷探索的最佳條件。

值得期待的經濟改革措施

就經濟領域而言，若干重大的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一是關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經過20世紀末的整頓和改革，已經呈現出運行相對良好的局面，利潤總體上講并不差，但問題出在整體效率并沒有真正提高上。國有企業的機會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民營企業的禁入，因此，國有企業本身利潤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證明國企經營的好壞。值得期待的是，這一輪改革的重點將是落實混合所有制，將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分開，國家將不直接插手國有企業經營，相反，國家通過控股投資公司的方式投資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而民營企業本身也可以由國有企業入股，從而讓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更好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里的一個案例是廣汽集團與吉奧汽車的合作，其合資公司中，廣汽集團占股51%，吉奧汽車占股49%。這個廣州國企與浙江民企的合作創造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合作方式，可以發揮雙方的優勢，使得國有經濟的基礎更加牢固，而企業的運行機制也更加靈活。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改革方向。我們期待，中國國有企業通過改革逐步改造為一系列類似于由新加坡淡馬錫、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或者韓國國家投資公司等投資基金持股的企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過長期持有相關投資基金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這也是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

第二個值得期待的是金融體系的改革。金融體系經過上一輪改革，已經脫離了商業銀行資不抵債、技術性破產的困境，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但問題在于，商業銀行仍然在金融體系中占大頭，而商業銀行的規模過分龐大，導致其利潤過高并擠占了其他金融機構的發展空間，也造成金融機構對中小型企業扶持、資助不力的不良局面。值得期待的是，隨著國家打開民營經濟進入金融體系的大門，大量民間投資的金融機構將像雨后春筍一樣涌現。這些規模相對較小、運營相對獨立的金融機構將會更加直接地為中小型經濟實體服務，而區域分散的投資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金融風險集中于若干大銀行的尷尬局面。這將使得大銀行更加專業化，在金融體系中的比重下降，而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得到來自金融部門更多的幫助。同時，相當一部分民營經濟也可以進入到金融體系中，通過它們的運作讓中國的儲戶得到更好的投資回報。

第三個值得關注的是進一步放開對民營經濟的限制。當前，民營經濟體擁有大量的資金，可是總體上講找不到合適的實體投資方向。對金融部門，民營經濟是有興趣的，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引導民營經濟投資到實體經濟中去。這一輪改革將從本質上大規模放松行政審批的限制，讓民營經濟自己投資、自己負責。可以預見，民營經濟進入大型制造業、公共服務投資領域，進入之前屬于壟斷的石油勘探、頁巖氣等部門的限制將會大規模放松。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期待中國會出現一批正規的、國際化的民營企業。之前投資于房地產的民營企業有可能效仿香港地區李嘉誠的投資模式轉向實體經濟，這樣的局面將是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的根本保證。

總之，這一輪改革是過去10年來中國社會各界反復呼吁、長久期待的關鍵性的全面改革。這一輪改革成功與否，將直接關乎中國能否實現2021年“第一個百年”目標，也關乎中國未來市場經濟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如果這一輪改革能如期而至、扎實落實，中國經濟在經過一兩年相對痛苦之后，將有可能重新回到增速接近甚至超過8%的良好局面。

來源:《重啟：新改革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作者: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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