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特政府：計劃的重啟、完善與終止

1974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接替其主政。在中美關系問題上，福特雖然多次向中國領導人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克服分歧，推進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然而，由于美國國內存在強烈的反對聲音，福特政府又不愿在中美最主要的分歧——臺灣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致使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陷入停滯狀態。這種情形下，福特政府開始考慮打開中美在軍事及其他敏感領域合作的大門，通過擴大安全合作與共識來保持中美關系的建設性發展。這就為重啟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創造了前提條件。

早在尼克松政府時期，在對外武器銷售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國防部就有向中國提供與防務有關的技術和設備的意向。福特履新后，美國國防部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論證與分析。1975年3月25日，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羅伯特·埃爾斯沃斯建議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考慮進一步放松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以此作為改善與北京關系的重要途徑。10月14日，埃爾斯沃斯又進一步向施萊辛格闡述了對美國向中國提供與防務相關的技術和設備的看法。

埃爾斯沃斯首先全面評估了中國對西方先進武器的需求程度。他認為對中國來說，出于意識形態考慮，從美國或任何可能的其他西方國家獲取致命性武器都有“極大的心理障礙”，而對蘇聯的可能反應的擔憂也將會使中國人更傾向于獲取不太敏感的軍民兩用設備。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在五六十年代從蘇聯獲得的技術的發展已經遭遇瓶頸，難以再有突破和進步，而現代武器裝備技術的日新月異對中國的國防技術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中國若想提升其軍事能力，就必須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基于這種判斷，埃爾斯沃斯指出美國可以向中國提供與防務相關的技術和設備。雖然這可能會因技術和設備的選擇不當而刺激蘇聯、傷及美蘇關系，以及引發美國國內保守勢力的反對，招致不必要的壓力，但亦會對美國帶來諸多有利之處，如在美蘇對話中向蘇聯施加壓力、幫助中國抵御蘇聯、推動中蘇繼續對立、鞏固中美業已達成的協議和共識，等等。至于美國應當向中國提供何種設備，埃爾斯沃斯提出應當“主要是用于軍事目的但也可以公開的用于民事經濟用途的設備”，并認為基辛格曾提議的“改進中國國家軍事指揮機關對戰略部隊的指揮控制能力”(即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是可以繼續策劃實施的。

1975年12月4日，根據埃爾斯沃斯的要求，美國國防部電子通訊及指揮控制系統主任托馬斯·里德向其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詳細闡述了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具體細節。里德建議美國向中國提供與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有關的一攬子援助，包括提供核打擊評估系統、超低頻(VLF)通訊設備、核戰爭執行控制程序。此外，里德還提議幫助中國構建類似美國“全球軍事指揮控制系統”(WWMCCS)的“全國軍事指揮控制系統”，建立一條連通中美兩國高層的熱線。在這其中，核打擊評估系統和超低頻通訊設備是最主要內容。

核打擊評估系統主要是利用美國部署在東半球(也可能是西半球)的配備紅外傳感器的導彈預警衛星向中國提供導彈預警信息，確定射向中國的導彈的發射地點、數量、預計彈著點，以及核打擊毀傷效果的緊急評估。至于如何向中國傳遞這些信息，里德提出了兩個選項。一是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負責向北京傳送東半球導彈預警信息。這需要利用國際通訊衛星組織的連接通道，在太平洋司令部總部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簡單的通訊線路。二是在北京設立一個完整的小型衛星數據接收站，使中國直接獲取東半球導彈預警信息。這兩個選項各有優劣，選項一通過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傳遞預警信息，能確保美國對這套核打擊評估系統的完全控制，只有當美國同意時，這套系統才會正常運轉，必要時美國還可以單方面關閉系統。選項二的優點在于使得北京獲取預警信息的途徑更加直接，但缺點亦很突出，即，在北京的衛星數據接收站脫離了美國的控制范圍，無法被美國單方面關閉，而且涉及在計算機、密碼、衛星數據能力等敏感領域的技術轉讓，并能使中國接觸到美國衛星的運作機制等機密信息。此外，由于小型衛星數據接收站不能過濾掉虛假信息，北京獲取的導彈衛星預警信息很容易受到錯誤信息的影響。在預算上，選項一只涉及到國際通信衛星組織線路租用費以及約100萬美元的設備費用，而選項二為建立衛星數據接收站則須花費1500萬美元。綜合上述考慮，里德建議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傳送導彈預警信息。

此外，里德還提出要考慮到另一種特殊情形，即讓中國共享某些西半球導彈預警衛星的信息。理論上，蘇聯的德爾塔級潛艇也有可能從西半球的美國海岸向中國發射導彈，冒充美國發動襲擊。而對于中國的地基早期預警雷達來說，無法分辨這些導彈究竟是來自美國還是蘇聯潛艇，因此有必要通過西半球導彈預警衛星提供確切的預警信息。由于無法在中國設置地面接收站接收西半球導彈預警衛星數據，里德同樣建議由太平洋司令部向北京傳送可能來自于西半球導彈預警衛星的信息。

里德提議向中國提供超低頻(VLF)通訊設備是為了“確保核戰爭來臨時中國國家指揮機關對戰略部隊實施有效的指揮控制”。美國考慮提供的超低頻通訊設備包括三大類：第一類設備是類似于美國戰略空軍“窺鏡”系統(Looking Glass)的空基緊急指揮通訊設備，由3架配備有ARC-96超低頻通訊器、超高頻(UHF)通訊器、綜合操控臺等設備的EC-135飛機組成，以此提供空基緊急指揮控制。這些設備的費用為每架飛機5000萬美元，總價1.5億美元。第二類超低頻通訊設備主要用于中國的戰略導彈系統，該型設備與美國“民兵”導彈系統使用的固化配置的超低頻通訊裝置類似，計劃提供100套，總價值1億美元。第三類的超低頻通訊設備主要用于核彈頭解鎖及導彈發射與開火系統，以保證中國國家軍事指揮機關對核力量的切實控制。這些系統除了有利于保證指令傳輸安全的616A型超低頻調制解調器外，還包括“民兵”導彈的全套發射控制系統(該系統的特點是由兩人同時操作、激活鑰匙橫向排開、手動控制，安全系數較高)、允許行動聯絡裝置(PAL)等。

核戰爭執行控制程序，也就是美國總統隨身攜帶的“核密碼箱”，同樣旨在確保中國國家軍事指揮機關對核力量的有效控制。具體內容是幫助中國制定合理的核力量控制程序、規范的核力量授權以及安全的編碼系統。提供這些程序的費用最多不超過1000萬美元。

為了將上述系統、程序與中國的軍事指揮系統有效整合為一個整體，里德還建議幫助中國建立一套“全國軍事指揮控制系統”。該系統以IBM公司為美國建造的“全球軍事指揮控制系統”(WWMCCS)為藍本，由美國軍工企業人員負責提供技術指導。這一系統應用最新式的自動化指揮設備，實施高度集中的指揮控制，將美國提供的上述指揮系統、程序納入其中，能夠大幅提高中國國家軍事指揮機關對核力量、常規力量的指揮控制效率。里德估計構建這一系統大約需要1000萬美元。

至于中美熱線，基辛格曾提議以此作為向中國提供導彈預警信息的隱蔽途徑。而在里德的建議中，導彈預警信息有專門的線路進行傳送，中美熱線僅僅是條普通線路。但里德認為這條線路將能確保中美領導層在戰時狀態下的有效聯系，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操作價值。

綜上所述，里德所列出的對中國的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援助計劃，不僅將基辛格在1973年11月提出的建議明確完善到每一個技術細節和每一筆經費開銷，還大大超越了基辛格的提高中國應對蘇聯核威脅能力的初衷，近乎于全面提升中國戰略核力量的運用能力以及軍隊總體指揮控制能力。毫無疑問，如果里德的計劃能夠得到落實，雖然會使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核力量有深入的了解，但同時也會使中國的核戰爭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軍隊指揮控制水平也將向世界先進水準看齊，后續的軍工開發、自主科研也會從中獲益良多。然而，里德向埃爾斯沃斯提交的這份計劃未能得到美國政府決策機構的批準，最終沒能付諸實施。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美國曾幫助中國建立核戰爭指揮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