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計劃最終流產的原因

福特政府時期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相比于尼克松時期基辛格提出的建議，內容更加豐富、全面，更接近于付諸實施，然而卻最終胎死腹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福特政府內部圍繞對華軍事合作存在著分歧，以及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出現了重大波折，從而使得該計劃逐漸失去了落實的可能性。

首先，圍繞是否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福特政府內部存在不同的聲音，最終反對的一派壓倒了贊同的一派，導致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失去了主要支持者。在福特政府中，以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為首的一批對蘇強硬派主張聯合中國對付蘇聯。他們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戰爭潛力，能夠消耗蘇聯相當一部分軍事力量和資源，因此極力主張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正是在這種意見的指引下，施萊辛格領導的國防部才重啟了被擱置的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

然而，國務卿基辛格等人對此表示反對。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為迅速拉攏中國制衡蘇聯而同意與中國展開軍事合作，并親自提出了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但是到了福特政府時期，基辛格在對蘇政策上轉而趨向“緩和”，擔心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會刺激到蘇聯，以致蘇聯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最終影響到美蘇關系大局。因此基辛格對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持謹慎態度。兩派相爭的結果，是以基辛格為首的對蘇緩和派勝出，極力主張美中軍事合作的國防部長施萊辛格于1975年底被迫辭職。

其次，福特政府時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兩國存在重大戰略分歧，無法繞過這些戰略分歧在具體事務層面展開合作。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的主要分歧所在。在臺灣院外集團的強大游說下，美國國內保守政治勢力向福特政府施以重壓，要求其不得“破壞”美臺關系。迫于國內政治壓力，福特不敢冒險宣布與臺灣斷絕外交關系，不肯廢除《美臺共同防御條約》，使中美關系持續停滯不前。這種情況下，中方對福特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對福特政府提出的繞過主要分歧、在具體事務層面開展合作的建議更難以接受。1975年10月，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拒絕了基辛格提出的關于航空、貿易、航運等方面的事務性協議，而在同年12月福特總統訪華過程中，鄧小平副總理也拒絕了福特提出的擴大貿易、文化和科技交流的建議，直言在中美正式建交前，雙邊關系不可能會繼續深入發展。這就表明在中美根本分歧得到解決之前，中方對具體事務層面上的合作沒有太大興趣。

在這種嚴峻的政治現實下，福特政府意識到，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與其他已經被拒絕討論的合作計劃一樣，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因此這一計劃最終只能胎死腹中。

結論

回顧這段塵封于檔案中的歷史，也許會感到一絲諷刺：一直將中國作為核打擊重要目標的美國，居然還會去思考如何提升中國抵御核打擊的能力(盡管這種核打擊更可能來自于蘇聯)。然而，如果考慮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急于改善中美關系、借助中國制衡蘇聯的迫切心態，那么對尼克松、福特政府所策劃的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就不難理解了。實際上，不僅僅局限在軍事領域，當時美國政府在很多敏感事務上都放開了與中國的接觸與合作，比如在和平利用核能領域。1974年7月，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建議，批準與中國簽署和平利用核能協定，為美國企業向中國提供清水反應堆打開方便之門。而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正如基辛格所說，沒有任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從西方獲得核反應堆。

尼克松、福特政府時期的美國積極謀求改善中美關系，并計劃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不僅受基辛格等人倡導“均勢外交”的直接作用，更是受到美國外交傳統中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特性的影響。功利主義是美國文化的根本特征，表現為“注重實際，講求功利，骨子里滲透著濃厚的商業氣息”。在外交事務上，功利主義的文化心態指引著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以務實態度審慎衡量外部世界，最終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作出符合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取舍。正是在功利主義的影響下，尼克松與基辛格攜手打破中美外交堅冰，邁出了推動中美關系緩和的重要一步，從而催生了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功利主義的左右下，當新的內外形勢迫使美國轉向其他利益訴求時，福特政府最終中止了該項計劃。

因此可以認為，尼克松、福特政府時期美國向中國提供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和其他戰略領域合作計劃一樣，是那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一旦中美關系發生變化，美國的功利主義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利益考慮，那么這些計劃就變得命運多舛了。由于中美關系的曲折發展，尼克松、福特政府時期中美兩國在戰略領域、敏感事務上的合作大多無疾而終或拖延下去。以和平利用核能為例，雖然尼克松早在1974年就批準與中國締結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協定，但是直到1985年兩國政府才完成締約。而基辛格在1973年提出的中美熱線，更是遲至1998年才宣告啟用。

當然，參考當前中美關系的現狀，在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太、推動所謂亞太“再平衡”，并宣稱“密切監視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做好應對準備”的今天，人們已經很難想象美國曾認真考慮過向中國提供導彈預警信息、空基緊急指揮系統、“民兵”導彈使用的超低頻通訊設備和導彈發射控制系統、“核密碼箱”等極端敏感的軍事裝備和技術。不過，最應該為此感到吃驚的當屬1998年發布《考克斯報告》的美國眾院政策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先生，在他和他的團隊費盡心思地臆想中國如何竊取美國核武器技術的時候，他也許沒有想到，早在1970年代美國政府就曾認真計劃過將那些不肯輕易示人的國之重器打包送到中國。

文/董大亮 原載于《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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