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醞釀和制訂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集中反映了美國對未來安全局勢和軍事威脅的認知。2015年2月6日白宮發布了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是奧巴馬政府2009年執掌白宮以來發布的第二份和最后一份《國家安全戰略》。2014年9月3日，前國防部長黑格爾做了關于軍事技術革新的重要講話，著重要求國防部制定一套“革命性的抵消戰略”，以應對美國軍事技術領先地位所面臨的潛在挑戰。此“抵消戰略”也被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卡特全面繼承并積極推進。2015年1月8日，美國空軍聯合參謀主任David Goldfein中將向美軍相關單位發布政策備忘錄，正式宣布放棄“海空一體戰”，而以新的“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取而代之，以更全面地動員各軍種力量，協同應對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

與美國政府密集進行的戰略調整相呼應的，是美國國內智庫和政策圈人士的各種最新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言。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和政策建議與美國政府的最新安全和軍事戰略反映出了同樣的變化趨勢，集中體現了美國新的國家安全關切。

從安全和軍事層面來看，所有這些最新的戰略發布所反映的一個最核心問題，是美國對其可能喪失常規軍事優勢的擔憂。國防部長黑格爾和卡特所積極推動的 “抵消戰略”，是此問題的最直接體現。所謂“抵消戰略”，就是美國試圖通過發展革命性的新軍事技術來抵銷潛在對手積累起來的軍事力量，以避免對手挑戰美國的軍事領先地位。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通過發展壟斷性的核武器，來抵銷前蘇聯建立起來的龐大常規軍事力量，被稱為第一次“抵消戰略”；二十多年后，蘇聯通過大力發展核力量逐漸取得了與美國的核均勢，越戰受挫后美國的常規軍事力量也面臨進一步收縮，為保住自己的軍事優勢，美國從七十年代后期開始大力發展包括電子技術、信息技術、和精確打擊在內的新興軍事技術，再次通過軍事技術革命取得了對蘇聯的軍事優勢；今天，美國國內開始擔憂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和軍事技術的進步將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形成新的挑戰。因此，美國希望通過新一輪的軍事技術革新鞏固優勢，防止被中國拉近差距。

在戰略層面，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美國在全球一些區域的自由進出受到威脅，間接承認美軍已無法在所有地區維持絕對優勢。在技術層面，面臨美國國防開支收縮的大背景，美國防部寄希望于新的軍事技術革新來扭轉局勢。因此第三次“抵消戰略”成為美軍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在組織運用層面，美軍試圖最有效地整合各兵種力量，以集中應對潛在對手在特定地區對美國軍事優勢的挑戰。之前的“海空一體戰”常被批評過分關注空軍和海軍力量的協同運用，而沒有納入陸軍、海軍陸戰隊和特種兵力量。新的“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概念”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戰役戰術層面破除其他國家的所謂“反介入”和“區域拒止”威脅。

具體來看，美國提出了以下幾項措施來應對可能喪失的軍事優勢。首先一點，就是采取全面措施維持美國的軍事技術領先地位。長期以來，美國依靠無與倫比的經濟實力和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遙遙領先的全面軍事優勢，迫使美國的潛在對手不得不集中力量發展“非對稱性”軍事技術和力量，以避免與美國軍事力量的“硬碰硬”式對抗并試圖在個別領域實現對美國的“以小搏大”。發展“非對稱性”軍事技術，一度成為弱國對抗強國的特色戰略。而現在，美國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強調發展“非對稱性”技術，以便達到“小投入，高產出”的軍事效果，反映出了美國對于維護全面絕對軍事優勢的困難有著清醒認識，并試圖更高效和更有針對性地利用其不斷縮水的國防預算。

當然，美國戰略界并不認為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對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在中短期內構成全面威脅。但不少人指出在某些特定地理區域內，美國可能正在喪失常規軍事優勢。亞太地區的部分海域甚至西太平洋地區是他們重點擔心的地區。如果這里發生局部常規沖突，美國可能由于受到全球軍事部署需要的牽制而無法應對在家門口作戰的地區強國。面對這種新局面，不少美國戰略學家希望美國此次的“抵銷戰略”重點針對特定目標國，以確保主要威脅能得到首先應對。

其次，在自身資源受限的情況下，加強對盟國的依靠成為美國的另一戰略方向。《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雖然我們仍將采取單獨行動應對對我們核心利益的威脅，但如果我們開展集體行動的話，我們將更加強大。”話語間顯示出對自身絕對影響力衰落的無奈和對加強與盟國合作的希望。《國家安全戰略》不出意外地再次強調了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在具體執行策略上，卻首先強調了要充分加強與地區盟友的合作，其次才提到了美國自己的軍事力量和部署。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大力尋求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家加強實質性的軍事合作，甚至不顧日本右傾化的危險也要為日本的軍事力量發展松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國越來越需要依靠盟友力量維持總體軍事優勢的現實。在應對俄羅斯的安全挑戰方面，《國家安全戰略》也一再指出要與歐洲盟國和北約盟友共同應對，并希望受到俄羅斯威脅的相關國家建立自己的有效國防力量。這些都體現了與以前的“單邊主義”所不同的戰略傾向。

最后也是最令人擔憂的一方面，是美國對待核武器態度的可能轉變。由于自己常規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受到了挑戰，美國戰略界部分人士希望美國更加重視核武器的作用，以彌補常規優勢的流逝。以核力量彌補常規力量的不足的做法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冷戰期間，北約集團就通過大力發展戰略和戰術核武器來彌補其在歐洲面臨的來自華約集團的強大常規軍事力量優勢。冷戰后，局勢倒轉，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落后于北約，于是也更加依靠核武器來抗衡北約的常規軍事優勢。蘇聯分裂后，美國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一直是其愿意不斷裁減核武庫的重要原因之一。奧巴馬在其第一任期開始時提出的積極核裁軍計劃和大膽的“零核世界”目標都是基于美國能夠長期保持領先的常規軍事力量這一前提。近期，隨著美國國內開始對這一前提提出質疑，已有不少戰略學家提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其核裁軍政策和未來核武器發展戰略。他們認為，美國非但不應做出任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而且應該發展更靈活的核力量部署和使用政策，以便利用核武器遏止其他國家對美國使用常規軍事力量。如果這些政策得到進一步發展，將使國際核裁軍進程受到嚴重打擊。

面對美國未來常規軍事優勢的不確定性，部分西方學者甚至提出美國應該默許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種極其極端的做法將徹底破壞國際社會幾十年來建立起的防擴散體系，毀掉國際穩定的重要基石。雖然這種少數的極端聲音很難被美國政府采納，但這種聲音出現的本身就反映了美國及其部分盟國對美國可能喪失的常規軍事優勢的擔憂。

總體來看，美國近期接連出臺的一系列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方針涉及到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方方面面，但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它們深刻反映了美國對其可能喪失常規軍事優勢的憂慮。為此，美國提出了多項應對措施。這些措施有可能對地區和國際安全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不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相關國家所樂見。然而，常規軍事力量對比的改變反映了相關國家總體國力發展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由于交流不充分而導致的安全困境和過度反應則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的相互溝通盡量進行化解。美國戰略學界對此問題尚缺乏足夠的認識。相關國家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就此進行充分的溝通和討論，增進相互理解，促進信任措施的建立，共同維護地區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文/趙通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國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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