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導彈快艇列裝已逾6年，仍沿用舊編制，豈非咄咄怪事？
海軍某部一位領導談及此事向記者大倒苦水：裝備更新換代沒編制，好比出生的孩子沒戶口，新增人員從別的單位七拼八湊，物資保障拆東墻補西墻，戰斗力生成處處受制，這哪是科學的治軍之道？
編制就是法規。但調研發現，這種編制與裝備不相匹配、與任務不相適應的現象并不少見：空軍某部多年前列裝了殲十戰機，如今用的還是殲七部隊的編制；第二炮兵某部受命組建新型導彈旅，只有任務書，沒有編制表；某保障大隊年收發油料增加數十倍，仍靠原來的百十號人……
“時代進步了，任務拓展了，裝備換代了，軍隊法制建設不能拖后腿。”空軍航空兵某師副政委方濤直言，編制問題折射出的，正是新形勢下推進部隊轉型面臨的現實之困。
軍隊轉型，法治先行。恰如武警某師一位領導所言：無“法”可依，往哪轉、轉什么、怎么轉，缺乏規范引領；法之不“良”，就可能轉不動、胡亂轉、轉歪了，更遑論取得成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
然而，反觀我們轉型中的治軍之法，能否都經得起時代的拷問，恐怕要打個大問號。
在空軍航空兵某師，一名軍務參謀展示了多份智能手機使用管理規定，其中出現最頻繁的一個詞就是“嚴禁”。這位機關干部轉述了基層官兵的不解：為啥我們不經意間總與時代潮流作對，什么先進就禁止什么，而不是拿出與時俱進的應對之策？
類似的一幕，我們并不陌生。手表時髦不讓戴，皮鞋流行不讓穿，互聯網普及不讓用……某師司令部軍務科科長郭要東逐一列舉曾經的“軍營怪現象”，直戳要害：“這種脫離實際、漠視發展、對抗需求的‘一禁了之’，根本不是依法治軍應有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解決問題卻落伍于時代。這種“慢半拍”“拖延病”，還在國防和軍隊建設很多領域發生著——
廣州軍區司令部信息化部一位領導反映，我軍信息化建設推進多年，至今沒有出臺統管全軍的完善法規，致使各軍區、軍兵種信息化建設“煙囪”林立，越壘越高，“一網聯三軍”長路漫漫。
某集團軍作訓處處長在工作中感到，聯合作戰喊了這么多年，如今連成熟的聯合訓練體制機制都還未建立起來。戰斗條令、訓練大綱編修周期過長，甚至有的條文剛修訂就過時了，用其指導實踐，怎能與軍事變革、作戰需求同頻共振？
軍事科學院一名研究員介紹說，我軍誕生已近90年，卻至今沒有軍隊組織法，現行軍事法規大多對旅團以下領導干部職責權力作出規范，而對高級領導干部、高級領導機關幾乎沒有約束。他呼吁抓緊推進相關立法，劃定權力邊界，明確責任清單，使依法治軍于法度無法外之地、于法治無法外之人……
法有良莠，治分善惡。調研中，很多部隊領導都在探討：如何使治軍之法始終成為與時俱進的良法？
一種頗具爭議的現象，被他們反復提及：某部隊機關責成下屬部門制定一項規定，結果該部門把任務交給了下轄的一個科室，這個科室又向下布置，幾經輾轉，最后到了一個參謀人員手里。這名參謀人員未曾深入調研，不去問計官兵，缺乏權威論證，關在辦公室里僅憑一己經驗便起草了一稿。
這名參謀人員能力水平如何、草稿怎樣修改完善都暫且不論，單是這種自成體系、自我循環、自我檢驗的立法模式，既不免造成部門利益法制化，也難言真正代表軍心兵意、反映時代呼聲。一串追問隨之而來：軍事法規制度的立法主體是誰？應該怎樣立法？是否須有專門立法機構參與其中？
官兵們說，答案可以從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尋找：要“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并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第二炮兵某基地一位領導對此深入解讀：良法之所以為“良”，其立法環節需要一系列制度機制作保障、明確完備的程序標準來支撐，否則所謂的“良法”，又將是一部脫離時代、綿軟無力的“虛作”。
2015年，國防和軍隊改革大幕即將開啟，要解決的大都是長期積累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時限更緊、阻力更大、難度更高。
“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反復研讀習主席這句話，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許江瑞深得其味：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一切都要依法，不能任性胡來。
許江瑞的思考觸角與軍隊轉型貼得很緊：實現強軍目標，迫切需要我們研究建立健全一整套適應現代軍隊建設和作戰要求的組織模式、制度安排和運作方式，“這才是最亟待制定的最大的法”。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許江瑞說，依法治軍，必須破解這個時代課題；軍隊轉型，更要于此進行最高著眼。
本文來自《解放軍報》2015年5月14日第04版，原文標題為《軍隊轉型，呼喚法治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