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嘉賓：張蘊嶺，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日本研究所所長，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東亞展望小組成員、中國-東盟合作專家組成員，東亞自貿區聯合研究專家組組長，東亞緊密經濟伙伴專家組成員等。
2012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十分緊張，海上爭端一度達到了高潮。2013年，各種周邊安全問題會繼續困擾中國。中國的安全形勢究竟如何？2012年歲末，新知沙龍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老師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構建中國的周邊戰略依托。
張蘊嶺：
最近兩年，中國周邊很鬧騰，大家非常關注。我們周邊到底怎么了？原來好好的，為什么突然好像形勢這么緊張。原來和我們關系還不錯的國家，好像突然馬上就要開戰了。中國怎么老受別人欺負？今天，我就跟大家談兩個問題：一個是怎樣評估中國周邊的形勢；二是怎么來構建中國的戰略依托。
冷戰結束以后，普遍認為大國之間的傳統戰爭已經打不起來了，安全上的主要挑戰來自于非傳統安全。據說，非傳統安全這個概念是我最到引進來的。九十年代后期，我給政府寫了一篇內部報告，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放在一起談。過去說安全就是打仗，打仗就是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呢？主要非武力的一些危機。非傳統安全的另一個特點是安全對象從國家為安全主體，轉變到國家與個人都是安全主體。當時，我就做了一個概念，叫綜合安全觀，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并列在一起，提出國家應該考慮綜合安全，也就是說把原來全部用于傳統安全的資源拿一部分用于非傳統安全。
評估當下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就要認清這是什么樣的安全。比如，前些日子很熱的東海、南海爭端，你說是傳統還是非傳統？有人說是非傳統，因為主要是資源爭奪，但是它又是傳統安全問題，因為涉及到領土主權。
談出來的邊界
近代之前，中國只有治理邊界，就是管到哪兒，哪兒就是中國。赫魯曉夫說中國有多大？就到長城。你說對不對？也對，要不然你弄長城你干嘛？歷史上，宋朝很小，唐朝很大那什么是中國呢？打打殺殺幾千年，中國一直沒有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劃定邊界。這也不奇怪，民族國家是近代歐洲的產物。
1949年之后，因為邊界問題中蘇、中越、中印都打過仗。為什么打呢？就是沒有劃界，各執己見。我們經過幾十年的復雜談判，基本把陸地邊界談清楚了，目前只剩印度還在爭。除了陸地邊界還有海上邊界。海上爭端有兩大問題：一是中國很多島嶼沒有雙邊協定，也沒有實際占領。比如，南海許多島嶼，我們一直都認為是中國的，實際叫別人占了。二是九十年代初的《聯合國海洋法》中一些涉及中國的劃定有矛盾。
最近，海上爭端接二連三。為什么過去不爆發的問題現在爆發了？這個問題很復雜，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好戰了，比過去更強硬了。當你是一個弱國時，就沒有很多訴求。比如南中國海，過去中國的飛機航程都達不到，還沒飛就沒油了，還得飛回來。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和越南打仗奪了六個島礁，前方請示中央還打不打？中央決定不打了，為什么？打多了也占不住。距離太遠，海上供給不足，拿下來也守不住。隨著中國強大，周邊各國都希望能夠在中國足以強大之前，取得對現在所占有地方的合法性，千方百計阻止中國將來足以強大以后，把這些地方奪回去。所以，過去說“主權歸我，共同開發”還可以維持，現在形勢變化了，擱置爭議擱不下去了。而且中國確實擺開架式，要夠捍衛自己應該有的權益。因為你強大了之后，你再不去捍衛這些權益，也交代不了。老百姓不干，就會批評政府無能，說：“現在軍艦也可以過去了，飛機也可以過去了，怎么還叫越南占著，怎么還叫日本占著？”領導人受得了？可是實際的外交問題又是復雜的，必須妥協才能達到和諧。比如黑瞎子島，談來談去最后還是一家一半。中越邊界劃也是你一點、我一點，當年著名的法卡山，最后還是給了越南。報紙上肯定不提，為什么？一說法卡山都給了越南，還不罵娘！可劃界談判肯定是互諒互讓，而且一般是大國讓小國。
海上爭端用戰爭的辦法更難解決。比如釣魚島，能不能把拿過來？應該說有這個能力。但是你守不住，首先是沒法駐軍，即便駐軍也難守，打來打去沒有意義。最后還是需要通過談判的辦法解決。
與全世界當伙伴
1949年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政治關系主導著國家安全。美蘇爭霸，我們選擇了蘇聯一方，也就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了敵人；后來中蘇分裂，蘇聯和蘇聯的盟友也成了我們的敵人；上世紀七十年代，通過搞關系“聯美抗蘇”，都是基于政治關系。直到改革開放，形勢才發生了轉變。開放，實際就是向西方開放。1978年，中國決定改革開放；1979年，中美關系基本正常化，改善了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我們把一大批的敵人變成了朋友，這是一個大的改變。后來因為蘇東劇變，我們又很快解決了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和中亞的關系，同時改善了和越南、老撾這些親蘇聯國家的關系。到九十年代初，中國把所有的周邊國家由敵人變成了朋友。第一次成為沒有敵人的國家，這是很大的轉變。
特別是冷戰結束后，中國開始構建伙伴關系，把所有的關系都變成了伙伴關系，這是很大的轉變。我認為，伙伴關系是中國對外關系創造、是中國的發明。冷戰剛結束時，中國立刻面臨如何處理與反共國家關系的問題，當時就剩下中國、越南、古巴、朝鮮四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最大，所以就非常擔心西方的圍剿。那時候美國人已經是躍躍欲試，西方著名學者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就是“從此再沒有共產主義國家，西方民主全面勝利”。中國一下子就面臨強烈的對抗！怎么辦？中國就是要避免對抗、尋求合作，所以就建了許多伙伴關系。伙伴關系是什么？就是非對抗關系。
安全形勢大逆轉
近代以來，中國屢屢被侵略，抗戰時期最慘，被日本占領大半個國家。1949年之后，同樣面臨傳統安全威脅。比如，與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的對抗、臺灣要反攻大陸、蘇聯要入侵中國，這些是傳統安全威脅。為了應對這次威脅，才有了三線建設，擬定把首都挪到西南，工業全都撤退到山里面去。當時，領導人的洞都挖好了，就是為了應對蘇聯全面入侵中國。應該說這種威脅已經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戰略性遏制，也就是當你力量強大時，剛要擴大自己利益就受到戰略遏制，這恐怕是我們當前周邊最關注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成天講的“美國重返亞太”。
我曾經在講過，美國不是“亡中國”而是“防中國”，這個定位很清楚，但是還是有分歧。國內不斷議論，伊拉克戰爭時，某著名的電視評論員就說了“打完伊拉克，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現在網上也有說“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包圍圈”、“美國人要2030年滅亡中國”。我認為現在的形勢已經變了。過去是周邊國家有要進犯中國的想法，拉大國一起也好，湊熱鬧也好，都是準備進犯中國。現在幾乎每個國家都在準備防備中國的進犯。
最近“小參考”上轉了一篇日本退休高級將領的文章，他算得很清楚，說2030年中國如何要從釣魚島開始，一路攻打沖繩，再打到日本本土……所以說，現在是周邊國家都在規劃中國怎么打他們，而不是想著怎么打中國。這是一個大的轉變，認清這個轉變對國家如何動員資源，如何做軍事準備都至關重要。
冷戰剛結束時，中國一位高級軍官曾說：“希望戰爭早點打，跟美國打一仗，大不了再重新建設”，這是一種判斷。我現在的判斷，可能“早晚也打不起來”，早晚打不起來，那就要做早晚打不起來的準備，并不是說不準備。現在“十八大”已經定下，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那肯定是不準備打仗了。我們的思路是“保持和平，越長越好”。
構建中國的戰略依托
有人說，當今中國是一個孤獨的大國，沒有朋友。我剛才講，即便是我們沒有朋友，可也沒有敵人啊？這不就平衡了嗎？沒有真朋友也沒有真敵人，把這兩點放在一起，才能正確的評估中國的安全形勢。從前我們往周邊一看全是敵人。現在我們看看，哪個是我們的敵人？日本？越南？印度？好像都不是，又是，又不是。所以我們的安全形勢并不遭。
只是沒有敵人還是不踏實，一個國家必須建立自己的戰略依托。傳統的戰略依托是結盟。結盟有兩種：一是大國主導的結盟，一個大國就要拉一幫小國。有事你得幫我，至少不會起來反我。比如美日同盟，打起仗來日本會幫美國么？不一定，但是至少日本不能去干別的。這就是戰略依托。小國也有自己的選擇，要么選擇中立，要么就是找靠山。
蘇聯解體后，就剩下美國建立的結盟框架。美國有盟友還有外圍，幾十年來建立了一個多重構架的安全框架，這就是美國的戰略支撐點、戰略依托。比如，軍艦在全世界都有地方加油、停泊、維修。
過去，中國跟誰也為敵，在哪兒都做好人，是一種路子。現在，中國強大了，是不是也要搞結盟？要結盟跟誰結？有人說就領著美國宣布的無賴國家跟他干，這當然是開玩笑，要真正作為一種國家戰略，還是要仔細的考慮。比如，歐洲就換了一個思路。二戰后的歐洲就沒有走傳統路子，而是走了歐洲合作。從經濟到國防直到歐元和歐洲央行，變成了一個大歐洲。這就是歐洲的戰略依托。
從這個思路我就想到中國，歷史上，東亞以中國為中心建立了朝貢體系、華夷秩序，就是以中國為主導，建立一種天下體系，形成了一個共贏局面。說白了就是對鄰居只要不打我、不搶我，我就給好處。如果你打我，我就敲你一下、懲罰你一下，叫你知道痛。美國有學者說，“實際上，中國就是要隨著自己的強大，恢復一種新時代的、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但是，這個很難實現，因為美國通過盟國、盟友和外圍，已經把天下占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也提出來能不能搞一個中美共治？現在看來也比較難。
那怎么辦呢？我認為，要學習、吸收歐洲經驗，建立一種以周邊國家合作框架為基礎的戰略依托。這種合作框架有兩個支撐點：第一個支撐點是經濟，也就是叫周邊國家經濟上都得依賴中國。歐洲就走了這條路。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了周邊國家的第一、第二大市場，連日本都得依賴中國市場了。印度，再有矛盾，中國是印度第一大市場。今后十年這個趨勢恐怕還會增強。如果我們內需真的從35%，上升到45%，那這個市場增量就很驚人。將來歐洲、美國的消費能力還會下降，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第二個支撐點是政治安全，我們并不要求，也不可能建立像美國那樣的同盟關系，而是通過區域性的各種合作機制，建立一種多重框架，起到政治安全的作用。
區域合作這個問題。我研究了很多年，寫過書也寫過文章，東亞能否建立一個統一的、高度合作的框架，與美國達成平衡的戰略關系？有一段時間我們很樂觀，現在看來我們低估了美國的戰略重組的能力，以及其他國家因地區結構的轉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產生的懼怕心理。周邊國家需要中國，又不愿意離靠的太近。這樣就提供了兩種可能，一個是建立了合作框架是可能的，為什么呢？畢竟跟中國商量，不商量不行，跟中國對起來沒有好處，可能將來沒有飯吃，沒有安全。第二，我不能光靠你，必須要腳踩多只船，盡量拉別人來平衡你。看透了這個東西，中國就有理由安心，因為這就是一個安全保證。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從第三方的角度分析：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國有好處，這樣就可以避免中國過早的成為地區的唯一的對手。如果沒有美國在東亞平衡，大家都擔心中國的威脅，所有的目標都對著中國。美國人一來，大家都罵美國。
無論動員、東南亞還是中亞，都是在各種框架下有競爭，有合作。中國并不需要強求建立一個單一的東亞的合作框架。再說，中國周邊那么大，建立一個也不合適。因此，建立一個有中國主導的多重參與體系是可行的、也是有意義的。再過十年左右，中國的主導性增加了，這個體系就和歷史上的東亞體系很類似——你不犯我，我不打你，大家都有好處。不過，這個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恐怕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會是中國與周邊磨合的時期，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崛起的大國重新構造世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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