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面篩子，淘盡世間萬事萬物，能留下來的只是一點點。對韓國人來說，樸正熙（1917-1979）當屬后者。據2004年韓國蓋洛普“韓國人最喜歡的歷屆總統調查”，樸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排第二位的“民主斗士”金大中僅為14%。2012年，樸正熙的女兒樸槿惠當選韓國總統。以“沒世遺愛，民有余思”來形容樸正熙的余澤，不為過。

不難想見，有道德潔癖的人會喊出來：樸正熙不是獨裁者嗎，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與進步運動”啦，blah，blah……

樸正熙本人生前說了：“在我死后朝我的墳墓吐唾沫吧！”一點兒也不為自己當政的所作所為感到愧疚，一點兒也不在乎那些恨他的人。他憑什么這么自信？拿他接管（1961年）與被刺時（1979年）的兩個韓國做一下對比就知道了。

1961年是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的那一年。當時韓國比朝鮮窮多了。韓國與朝鮮的年產煤量、發電能力、化肥年產量、水泥年產量與糧食產量依次為：590/1200（萬噸）、20/116（萬千瓦）、3.8/86（萬噸）、51/207（萬噸）與600/220（萬噸）。只有糧食這一項韓國高于朝鮮，因為韓國本來就是朝鮮半島的農業區。樸正熙接管的韓國是一個窮困、落后與混亂的國家。

1966-1970年，韓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4%（北方同期為5.8%）。1971-1975年，韓國年均增長仍達9.7%（北方同期為2.3%）。1962年韓國人均名義GDP為87美元，1979年為1764美元，為1962年的20.3倍，年均增長19.4%，這一驚人崛起速度被譽為“漢江奇跡”。韓國能夠最終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樸正熙時代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樸正熙做對了什么？
威權與轉型

非殖民化后的亞非拉國家，能跨越低收入國家門檻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不容易，能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門檻，就更難了。韓國是幸運兒之一。在世行統計中，2012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22670美元。這一年8月15日，即將卸任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宣布：“大韓民國已經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在這些幸運兒中，有一類是很特別，包括但不限于韓國、智利、新加坡、西班牙與中國臺灣等國家與地區。其經濟起飛時期與政治轉型階段是高度重合的。這個轉型階段是威權主義性質的。威權主義并非只有一種，有左翼威權主義，有右派威權（自由威權）主義。歷史證明，只有（經濟）自由才是有益于經濟發展與繁榮的。

本文不準備抽象地談論右派威權主義，而擬以韓國樸正熙時代為案例具體呈現之。不過，簡單的界定還是有必要的。右派與左翼的分際，只有一個基本標準，即右派主張低稅收/限制政府權力，左翼主張高稅收/擴張政府權力。右派威權主義之“右”，也是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的，其基本特征是尊重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及尊重法治。

說到這里，或有人叫了起來：樸正熙搞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威權主義是反民主的。不錯，1961年5月16日，少將樸正熙為首的一批少壯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結束了短命的第二共和國（存在時間不到一年）及其議會民主制。軍政府時期可以說是非民主的。

不過，1963年樸正熙終結軍政府，本人從軍界退役以平民身份競選總統，以微弱優勢當選第三共和國首位總統。整個第三共和國時期總統均為直選。最終，樸正熙為了突破任期連任限制，1972年頒布了第四共和國憲法（即“維新憲法”），總統可以無限連任，并將直接選舉改為間接選舉。相對于第三共和國，第四共和國的民主成色下降不少。

可見，威權主義會有一系列操控民主選舉的制度與技術，但形式上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架構是由民選代議士組成的民意機構，威權主義的策略往往是從被選舉資格與選舉程序上操控其當選者的構成，而不是削弱民意機構的權力。

話說回來，如果都民主了，還叫什么威權呢？威權總是意味著有一個政治強人長期執掌統治權，在韓國就是樸正熙。威權主義之所以君臨發展中國家，恰恰是因為轉型時期民主制度的不穩定與失敗，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國是被學生運動推翻的，繼起的第二共和國是個弱勢的民主政府，面臨著永不停歇的左翼學生運動。威權主義與民主是有張力的。

在社會轉型期，民粹主義是最大的風險，一旦陷入民粹主義泥潭，要想走出去太難了。民選政府，為了爭取選票，往往會通過征稅與通脹派發福利討好下層民眾與賦予工會特權等措施，從而破壞繁榮的根基。即使威權政府，亦有為了爭取民意支持搞民粹主義的激勵。所以偏右派的威權主義是彌足珍貴的，展現了（經濟）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本質上是（經濟）自由威權。

好在轉型期國家由于底子薄，玩民粹主義是不可能長久的，這就提供了兩種可能：一種是像南美許多國家那樣在民選政府/民粹主義與軍政府/威權主義之間打擺子，另一種像韓國與智利那樣是以右派威權主義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令國家步入先進行列。
保衛自由秩序

樸正熙政變最初的動機與旗號無非是反極左、反腐敗、斥責文官政府軟弱無能與恢復秩序等。蓋軍人集團是最為看重秩序的。

政變后兩個月，1961年7月18日，美國編制了“關于韓國現政府的特別情報評估書”，稱：“（現在統治韓國的軍人）他們的大半生都在軍隊度過，積累了相當多的戰斗經驗，其做事方式不同于知識分子與專業政治家”，“他們具有威權主義國家觀，并確信要治好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眾紀律性強與中央集權鞏固的政府統治。韓國新的統治階層正準備給韓國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紀律”。

是的，1960年4月19日，李承晚的第一共和國被學生運動推翻，被美化為“4·19革命”。由此建立的第二共和國在學生運動面前必然是弱勢的。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被稱為“幾乎是大學生和新聞界統治的時期”。在樸正熙政變前夕，韓國的左翼大學生號召1961年5月20日在板門店進行“南北學生和平統一誓師會師”。

動蕩的社會與政治，銷蝕了自由秩序的根基，也醞釀著大變革的因子，樸正熙登上韓國政治舞臺的時候到了。《朝鮮日報》以保守著稱的老記者趙甲濟，在《樸正熙傳》中寫道：“這群高效率、高度責任感的三四十歲的青年軍官們替代了1960年代的老朽政治家。這個年輕的國家領導班子充滿干勁：當時韓國軍官6萬人中約10%有赴美留學經歷，這個比率比當時外交部的公務員還要高很多。”

政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戒嚴，包括：禁止一切室內外集會，媒體輿論需接受事前審查，禁止罷工與怠工等。可以看到對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是限制的。

由此拉開了樸正熙時代政府同知識分子與學生關系緊張的序幕。從全世界看，知識分子往往是左傾的。政變三周年之際，1964年5月20日，首爾9所大學的學生及三千多市民舉行“民族民主主義的葬禮”，并抬棺游行，與警察發生沖突，輿論也是一邊倒站在學生這一邊的，控訴警察暴行。6月7日，政府逮捕了金正剛，指其為學生示威幕后操控者。此人組織了“反帝全國學生同盟”與“火花會”。

金正剛于1966年出獄。1980年，他改變了左翼立場，認為自己當時搞左翼運動能成功，是因為“樸政權時期仍主張法治”，“其后證明，我們（左翼）的判斷是錯誤的，樸正熙在這片土地上成功建設自主的現代國家，很好發展了市場經濟”。

1965年8月20日，首爾慶熙大學一千多名學生召開韓日協定批判大會，舉行示威，反“買辦資本”、“隸屬經濟”，反對韓日關系正常化。隨后更多的大學加入了示威行列。幾天后，樸正熙向全國廣播，毫不留情地抨擊學生與教授：“動不動就舉行什么聲討大會，靜坐絕食，示威，斗爭，喜歡在參與現實的名目下跑到街頭。”

后面將談到，樸正熙頂住了知識分子與學生的反日運動，完成了韓日關系正常化。這里的問題是：樸正熙對左翼與民粹風潮的抵制，是侵犯了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還是捍衛了自由秩序？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侵蝕自由秩序的根基？可否有“反自由的自由”？樸正熙認為自己捍衛了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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