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
不假裝樸正熙是完美的右派威權,也不假裝樸正熙從來都是右派威權。事實正反過來,當上臺時,樸正熙對經濟發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經歷了一番試錯過程才找到了對外開放之路。
1962年貨幣改革是個大笑話,目的是為國家主導的經濟開發籌募產業資金。軍政府最高權力機構“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財經分會委員柳原植說服樸正熙相信:“據說我國華僑私藏的資金有1000多億韓元。如果能揪出那些錢,就能解決資金困難的大部分。”當時韓元的通貨量只有2830億,華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現金?且染指華僑的財產不要臉吧?
1962年6月9日,樸正熙談話說:“現在仍有很多通過貪污腐敗等手段積累的隱形資金,這些資金還沒有變成產業資金。”
本次改革把貨幣單位由“圓”變為“元”,每1圓兌10元,規定只能人均兌換500元現金,剩余的全部強制納入凍結賬戶,變為長期儲蓄,其實是強制低息借給政府。這侵犯了財產權,也引發了巨大的經濟混亂。新舊貨幣完成兌換后發現,所謂的華僑資金也好,隱形資金也好,都寥寥無幾。
美方強烈反對本次改革,要求樸正熙政府解除對所有存款的凍結,否則會重新考慮對韓政策,美國一位官員說:“這次貨幣改革的目的是把韓國經濟引向國有化與計劃經濟。如果是用于傷損市場經濟體制的行為,美國政府不會對韓援助。”樸正熙政府屈服了。除了改了貨幣單位與幣值之外,改革有疾而終。
貨幣改革失敗,令樸正熙從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兩條經濟發展路線中轉向了后者。本來,樸正熙是想搞進口替代,現在轉向引進外資推進工業化及培育出口產業,靠“民族資本”建設國營煉油廠被放棄了,改成了引進外國公司來投資。柳原植這類強烈國家統制主義傾向的經濟幕僚被棄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國經濟及日本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經濟實務專家上位。樸正熙本來不懂經濟,通過軍政府時期的試錯與學習,終于找到了正道。
1964年5月第三共和國首屆內閣成立后,金正濓“韓國應該向日本學習,靠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的建議被采納,本人被任命為工商部次官,力推經濟自由化,大幅度減少限制進口的產品名錄。
所謂進口替代,是發展經濟學提出的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就是通過高筑關稅壁壘與搞進口配額等限制工業品的進口,以扶持本國相關產業與企業的發展,搞所謂“內向型”經濟。迎合了民族主義發展“民族產業”的心理,是一種準計劃經濟的強勢產業政策,與自由貿易及全球化的趨勢背道而馳。如果國內市場狹小的韓國當初搞了這個,就沒有今日現代韓國了,樸正熙時期也就稱不上右派威權了。
出口導向就正常多了,就是把產業瞄向全球市場,但國內資本、技術與管理什么都缺啊,怎么辦?那就以本國低廉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與市場吸引外資入駐,參與全球大分工,先從全球產業競合鏈與價值鏈的低端起步,逐步往上爬。無非是先搞接單工廠與OEM。這樣,本國就可以逐步積累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韓國最先發展起來的產業是紡織業與電子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可見,韓國搞改革開放,比中國還早了十多年。韓國與中國的成功經驗是同構的。例如中國的美的也是從接單做起,等積累了資本與技術,就自創了品牌。這個道路,其實就是金正濓所說的日本道路。亞洲最早搞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就是日本,而且搞成了。
不假裝樸正熙搞的是完全的自由經濟,只是說,他選擇通過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順應了自由貿易與全球分工的大趨勢。在此基礎上,他仍學日本搞產業政策。
韓日關系正常化
外交為內政服務。樸正熙政府要發展經濟,韓日關系正常化是重中之重,尤其確立在出口導向戰略之后更拖不得。其一,出口導向學的就是日本。其二,1964年東京奧運會召開之時,日本已是發達國家了。韓日一水之隔,韓國想承接日本的產業轉移,吸引來自日本的資金、技術與管理,與日本關系正常化勢在必行,否則日本企業家會因為憂慮反日與投資沒有保障而不敢在韓國下注。
英雄所見略同。后來鄧小平認識到要推進改革開放,必須與美日邦交正常化,所以復出后,最初出訪的國家為日本與美國。1978年10月,鄧小平出訪日本。1979年1月底2月初,又出訪美國,那時距中美兩國建交還不到一個月。美國是韓國的盟邦,不在話下。但日本就不一樣了。
甲午戰爭之后,日本逐步吞并了韓國。二戰后韓國獨立建國。在韓國知識界與輿論界,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高漲。這種情緒掣肘了韓國改善與日本關系的努力。政變后,樸正熙把與日本建立友好關系視為外交重點,考慮到國民情緒,許多外交努力是秘密進行的。
1961年10月20日,韓日第六次會談,由于雙方分歧巨大和各自國內的反對,會談被拖延。1961年11月,樸正熙訪日,雙方就加速兩國關系正常化談判達成共識。
索賠權問題。1962年10月,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鐘泌訪日,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達成《大平-金備忘錄》。根據這份備忘錄,日本提供無償、有償經濟合作資金,來解決韓國提出的索賠權問題。
2005年,韓國公開了有關1965年“韓日索賠權協定”主要協商結果的5份文件。韓國要求日本向103萬多名曾被日本征兵和征用的韓國人總共賠償3.64億美元。經過協商,樸正熙政府從日本接受了相當于賠償性質的3億美元無償資金、2億美元有償貸款和3億美元私人貸款。
道歉問題。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訪韓,其到達聲明說:“在兩國關系悠久的歷史中也有一段不幸時期,對此我實在表示遺憾,也進行了深刻反省。”這是日本首次正式對韓國日據時期的統治表示道歉,排除了日韓正常化的一個障礙。為了這個道歉,韓國的外交人員也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韓日基本條約。隨后,韓日外長為達成韓日基本條約做最后的談判,有兩個分歧嚴重的基本問題,一是兩國間所有條約無效的起始時間,韓國主張從1910年日韓條約簽訂算起,日本主張從1951年舊金山合約簽訂算起,實質是日韓合并時代的合法性問題。二是大韓民國的管轄權問題。韓國要日本承認“大韓民國是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只同意將韓國的管轄權局限于停戰線以南,以保留與朝鮮建交的權利。
最終,這兩個問題得以解決,日韓基本條約簽訂,日韓關系正常化。在條約正式文本中,“確認1910年8月22日以前大日本帝國與大韓帝國間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協定業已無效”(第二條),韓國的要求得以滿足。“據聯大第195號決議所明示,確認大韓民國政府是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條),韓國的要求形式上得到了滿足,但這是一種表述,兩種解釋,雙方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日韓關系正常化、吸引日資來韓,是韓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核心一環。此后,韓國經濟開始起飛。樸正熙能夠頂著民意做出這樣的決策,殊為不易,該堅守的堅守,該勸說的勸說,該妥協的妥協,該擱置的擱置,顯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以最小代價達成邦交正常化。
結語
最后,對樸正熙時代的右派威權做兩點評價。
其一,這種右派威權并不完美,盡管是商業導向與出口導向的,但政府手中的權力與資源實在太多太大,這就必然導致設租尋租。樸正熙是一個勇于自我犧牲的理想主義者,本人的廉潔沒有問題,但他的下屬就未必了。
而且,政府產業政策的結果,是資源向政商關系好的大企業轉移,這就造成了大財閥現象,給經濟帶來了系統性風險。2012年,韓國三星的營收占GDP的20%,試想三星要是垮了,韓國該倒退多少年。三星的做大做強正是受惠于樸正熙時代的產業政策。
其二,根據第一點,樸正熙的右派威權是打了折扣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過大的政府權力掣肘作用會越來越明顯,所以有內生的不穩定性,進一步轉型的要求也就提上日程。也許完美的右派威權是穩定的,但問題在于現實世界沒有完美的右派威權。
不過,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樸正熙的右派威權,就沒有自由、繁榮與文明的現代韓國。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史哲 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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