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率
中國崛起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成功利用了龐大的勞動力，但是反過來，目前中國日益嚴重的勞動力老齡化也是收入增長的巨大絆腳石，更少的工人要直接或間接地養更多的老人。老齡化嚴重破壞了日本的經濟增長，韓國緊隨其后。在勞動力數量急劇下降到阻止收入增長之前，中國還有10多年的時間，但它還面臨著日本和韓國沒有的其他嚴重問題。
人口年齡中位數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部分解釋，并為中國的發展軌跡發出了預警。在改革進程之初，中國比韓國老，而且在此期間中國顯著比日本老（表3）。日本改革后44年的老齡化程度，才達到跟中國改革后38年相當的水平，而達到同樣的老齡化水平，韓國則要到改革47年后。更糟糕的是，聯合國的預測顯示，中國的老齡化加速將持續到2035年。也就是說，在各發展階段，中國的老齡化程度都比日本和韓國要高，而且中國的老齡化加速建立在低收入水平的基礎上。
“年齡”是勞動質量的一個表征，但它蘊含的金融屬性對經濟有很大影響，“預期壽命”是勞動質量的一個補充指標，表4顯示了改革前中國的預期壽命比較好，但是改革后的數據改善不大：在經濟擴張之初，至少從紙面提供的數據看，中國的預期壽命比日本和韓國都高，但是這意味著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收入增長，在改革前已經被錯過了，這符合之前的比較低的收入表現。在改革后38年，中國的高預期壽命進一步表明，快速增長已經接近尾聲。
當勞動力因老齡化而萎縮時，生產率就越來越重要，但中國卻無法收割生產率的這種溢價，因為教育對生產率至關重要，而中國的教育水平卻不足（圖3）。雖然中國在先前的指標中接近日本，但“平均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卻一直落后。中國改革38年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大約相當于日本在改革后2年的位置；韓國起點跟中國類似，但后來遠遠超過了中國。
原因之一是人口規模。中國的發展比日本或韓國重要得多，因為它更大。但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它的發展也很不平衡，為這么多人提供教育并非易事。但北京方面使不平衡問題更加復雜，對不在戶口所在地生活的人們而言，其教育機會受到嚴格限制，即使在正式的政策改變后，傳統影響仍然存在。
這是造成中國收入相對較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會使中國長期增長速度降至目前速度的一半。
資本回報率
衡量資本回報率的最基本方法是查看需要多少資金才能產生增長。在這三種情況下，在整個改革期間，國內資本市場比外部資本更重要。在所研究的時期中，中國和日本一直是大型外部凈債權國，韓國面臨外債挑戰，但這些挑戰的范圍和持續時間有限。主要問題不是外國債權人的可及性，而是如何有效利用國內資本，這通常被稱為杠桿。
國內信貸包括公司債務、政府債務和居民債務，將這三者匯總，即可衡量資本的宏觀回報，即每一單位的增長需要發放多少信貸。戰后初期數據不準確，但隨后又有所改善，并且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狀況下，數據的編制方法大致相同（圖4和5）。
在這三個國家的改革時期，企業借貸占主導地位，政府和家庭信貸在接近尾聲時出現增長。中國一開始表現為有更多的企業債務，這可能是國有企業承擔政府債務的會計結果。從數據來看，從改革后2年到改革后29年，韓國每單位GDP的信貸總額要比中國的增長快得多，然而，隨著中國的借貸急劇上升，結果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盡管韓國的債務在改革38年（2000年）后達到峰值，但仍未達到中國的水平（2017年）。
中國最初的情況要比日本要好。盡管起步尚不清楚，但兩者在改革后20年基本上是可比的，到改革后29年為止，日本的信貸狀況比中國惡化得更多，而孤立地看，在改革后38年日本的信用狀況相當差。盡管如此，從2008年到2017年，中國隱性資本回報率的惡化要比日本在1975-84年間的更加嚴重——當然，此后不久，日本進入了近30年的增長停滯。
因為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2）并不直接代表信貸，但是M2和信貸很難長期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此，圖6用于檢查信貸結果的穩健性，尤其是長期趨勢。結果相似，中國的起點和終點最高，而韓國的起點和終點最低。
更激烈的貨幣化對日本經濟沒有幫助，而韓國信貸的進一步增長也是在其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發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似乎已經過早地加杠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