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事情并非那么簡單。
首先，雖然眼下還的看不到中國像1960年代末的歐洲那樣擔心美元的價值（毋寧說，2016年圍繞人民幣匯率的攻防還增加了美元在中國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這種擔心曾是推動黃金流失和布雷頓體系正式解體的主要原因，但中國對這個體系的忠誠度卻還有更應該令人擔心的地方。
上文曾經提及，始于1992年的、中國對市場和私有企業制度的擁抱并非沒有保留。限于篇幅，此處僅舉一例。早在1995年，朱镕基主政下的中國政府就明確了“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路線，同時，一度在公開媒體頗為流行的意義明確的“國企私有化”也被“國企改制”這樣模糊曖昧的詞匯所取代。當年，中外觀察家和公眾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放小”的力度，以及由此帶來的機會和問題（特別是“下崗”）上，對于中國政府的“抓大”倒留心不多。二十年后的2015年，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關于金融危機之后“國進民退”的討論之后，中國官方推出的關于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卻大談國企體制已經基本上和市場相適應，未來的問題是要“做大做強做優”以及確保對于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聯系1995年的所謂“抓大”之說，人們有理由得出結論：中國官方對于通過大型國企來掌控經濟、間接控制私人企業的決心，二十余年從未改變。除了國企問題之外，中國政府在核心商品物價、金融體系、土地制度和人員的國內流動和私有產權保護等經濟基本制度上，都和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保持了非常大的距離，而且人們看不到中國政府去縮小這個距離的努力。
一言以蔽之，中國做為所謂“布雷頓2.0”體系的最重要成員之一和最大受益者，它的政府對該體系背后那套理念卻是選擇性使用的。這種取舍的標準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狹隘見解，還是維持政權獨享的政治需要，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人們很難期望，中國會像七、八十年代的歐洲和日本那樣，與美國在共同理念基礎上為維持世界經濟體系運行而進行充滿計較但總也不乏誠意的協調。
也許這才是對”布雷頓2.0”體系最大的威脅。因為，我們已經可以從《時運變遷》中看到，布雷頓體系總是在解體的過程中，而相關方在這期間的政策協調，或曰各方都不采取兩戰期間的那種對立性措施，才是在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上保持國際經濟順暢運轉的關鍵。中國雖然目前正扮演著自由貿易的最大吹鼓手的角色，但是焉知這并不是決策者的權宜？畢竟，中國甚至以更大氣力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像極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各主要大國搶奪殖民地，建立盡可能大的代替世界性經濟自由的，自足經濟帝國（imperial autarky）的努力。如果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切近的比較案例，那就是斯大林在二戰后提出的“平行世界”理論和經濟互助委員會體制了。這些都是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的死敵。
其次，但真的并不是更不重要的是，即使在北美、西歐和日本等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帶，如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所反映的那樣，相當部分普通民眾正在對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的普惠性失去信心。
戰后西方經濟政策的重心之一，就是確保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的暫時或長期失利的那部分人，能夠得到一定的保護和幫助。本文反復申說了，布雷頓體系許可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使用匯率手段來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性。目的相類的其他手段還包括，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允許的緊急情況下的貿易救助措施，以及更基本性的，二戰后西方國家普遍的福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政策和制度建設一起，構成了所謂“內嵌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既尋求自由競爭帶來的效率和福利改進，也同時體認以下事實：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時間都能公平地獲得這些好處，而出于正當的倫理、宗教、文化、社群等考量，國家應該在綜合考量經濟和非經濟因素之后，在經濟利益的分配方面扮演均衡性的角色。
問題在于，在1980年代的撒切爾、里根革命之后，上述共識開始在西方主要國家內部逐漸瓦解。各種社會安全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都出現了向右轉，也就是更強調競爭中優勝者的利益的傾向。1990年代的克林頓和布萊爾政權，通過“第三條道路”的掩護，其實代表傳統的中左政治力量對右翼政治力量做了社會經濟政策上的歷史性妥協。
與此同時，冷戰后的經濟全球化在國際、國內政治障礙解除和技術突破性發展的帶動下，空前深入。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確受益于這個過程。茲不贅述。在所有的發達經濟體內部，一方面是資本所有者和高級技能擁有者，也的確得到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使用自己的資本的巨大好處，中下階層卻以失業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的方式承擔著這個全球化的最大成本。當然，在發達經濟體向右轉的經濟政策的示范下，即使在那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內部，其分配模式也在日益復制著發達經濟體的模式。
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后冷戰時期，與冷戰時期相反，國家間的貧富差距縮小了；但在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內部，與冷戰時期也相反，各社會階層間的貧富差距卻加大了。冷戰期間，布雷頓體系及其后續安排，無能為力于世界的發展問題。后冷戰時期，布雷頓體系的重建似乎更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只可惜，這種解決發展問題的方式，卻是以發達經濟體內部的社會和諧的喪失為代價的。贊成英國脫歐的人們說，“我們何曾得到了一體化的好處？” 支持川普當選者的理由是，“我們的工作被中國人偷走了，川普會幫助我們找回來?！?/p>
秩序領導國家內部對于秩序本身的可欲性的質疑，可說是這個秩序最大的危機吧。
結語
我們身處何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大概總也擺脫不了我們對于過去的理解。以沃爾克和行天豐雄兩位資深國際經濟官員所著的《時運變遷》為核心，本文考察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變體和擴展版，以及更重要地，該體系的具體安排所內涵的政治經濟學理念。我們看到，兼顧自由競爭和社會穩定的種種努力和安排，既是必需的，又是困難的。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那一代人，總結他們的歷史和知識，所創立的這個世界經濟制度，絕不是最完善的，但的確是在既定現實條件下最可能實現那種兼顧的一種安排。自那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已經為此做了注腳。
特別重要的是，迥異于十九世紀的經濟秩序，二戰后的世界經濟秩序從不假設，只要堅守某種安排，世界經濟的良好運轉就能自動達成。恰恰相反，它內在地要求參與者積極地、經常地協調。換句話說，哈耶克所說的“市場自發秩序”并不為二戰以來的政治經濟決策者所信奉，波蘭尼關于十九世紀自動平衡機制所造成的災難的描述，似乎更令他們折服。
在1980年代初，種種其復雜非本文所能探討的原因，導致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策吊詭地出現了，向不相信市場之外的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的正當角色的方向的轉變。在這樣一種思潮的影響下，加上冷戰勝利恰在這個思潮方興未艾之時的到來，世界經濟秩序中的市場因素，事后看來是不成比例地超過了監管和協調的因素。在那之后的全球化的深入，就是市場幾乎不受限制地發展的結果。而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談到的那樣，這種發展已經到了威脅其自身存在的地步。
問題當然是人們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對此，本文似乎給出了些不容樂觀的理由：中國這個最大受益國的三心二意，英美這樣領導國家的內部分裂，更不必說彌漫歐洲和日本的悲觀主義情緒，等等。此際，像中國、俄國、土耳其之類國家，還通過高調地向世界推銷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模式，從理念上第一次威脅著自由主義制度的正當性。
本文絕不打算在結尾處勉強找出什么樂觀的理由。世界歷史上一個較為暗淡的時刻已經到來，并且很可能繼續下去。如果人們仍然相信他們已經部分失去了的那個世界比各種似乎正享受著好時光的制度更為公平和正義，如果他們不想讓這個暗淡的時刻真地繼續滑向黑暗的深淵，那么他們現在首先應該做的就是反思：從冷戰結束時的欣欣向榮到如今的四面楚歌，何其速也！何以致之？這樣的反思必需涉及基本的智識問題，例如，我們是否沒能正確地理解新經濟運轉的動力和風險? 這樣的反思還必需是戰略的，例如，我們是否過度迷信了經濟改變政治和社會模式的能力，而放縱了那些機巧地利用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以強化他們的反自由的政治掌控的勢力？
在這些，以及那些肯定超過本文作者能力之外的，反思的基礎上，保衛和重建自由才是可想象的。
作者張健系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副教授。本文完成于2017年10月，為《時運變遷》修訂版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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