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麗莎事件”（Lisa Affair）是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制造混亂和傳播虛假信息的一個例子。2016年夏天，一名13歲的俄羅斯移民在德國東部聲稱被一群“移民”強奸。由俄羅斯政府資助和執導的英語電視臺“第一頻道（Channel One）”在當地政府尚未證實這些指控之前，就開始報道此事。幾天后，經過警方的詢問，這個女孩承認事件是捏造的。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和社交媒體網站隨后指責德國警方掩蓋了這起襲擊事件，俄羅斯族人立即走上街頭要求“公正”，極右政治團體也利用這一事件發表反移民言論。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出席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暗示當局掩蓋真相，從國家電視臺到俄羅斯外交部，開啟了煽動政治不穩定的進程。
第二種形式的攻擊是利用西方報紙。一種方法是通過購買出版物中版面來操縱西方讀者。由俄羅斯提供每月一次、長達八頁的《頭條以外的俄羅斯新聞（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附加到有影響力的西方報紙，包括《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英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法國）、《共和報（Repubblica）》（意大利）、《國家報（El Pais）》（西班牙）和《南德意志報（Suddeutsche Zeitung）》（德國），還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目前正在洽談。迷惑讀者的兩種主要策略包括：首先，通過“調整文章的內容和風格，以符合他們‘批判’式的西方思維”，來緩解認知失調。這些“批判”文章永遠不可能發表在它們的母報《俄羅斯日報（Rossiyskaya Gazeta）》上；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給克里姆林宮樹立“自由”的形象。第二種方法是運用傳播學的兩步流動理論（two-step ?ow of communication theory），即通過大眾傳媒向公眾提供的信息不是直接廣播，而是通過意見領袖間接傳播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俄羅斯）在外國購買了一些報紙，試圖創建受歡迎的、極右翼的、對克里姆林宮友好的出版物。購買這些報紙并無經濟動機，必須強調其背后的戰略原因。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俄羅斯寡頭亞歷山大·普加喬夫（Alexander Pugachev）的兒子在2009年收購了法國瀕臨倒閉的《法國晚報（France-Soir）》。盡管收購最終在2012年失敗，但它成功地改變了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反歐盟、反北約和親普京政黨——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領導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的形象。一個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是俄羅斯寡頭、前克格勃中校亞歷山大列別捷夫（Alexander Lebedev），他曾在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做臥底工作，于2009年和2010年購買了兩份虧損的英國報紙。這是“英國新聞界歷史上令人震驚的時刻，也是外國情報機構前成員首次擁有英國頭銜”。
游說西方社會
俄羅斯商人一直試圖慷慨資助西方政客或政黨的活動，鼓勵在海外削弱民主，增加政治影響力。利用西方民主國家已經存在的弱點，例如“缺乏嚴格法規監管的政黨資金”，組織公開和隱蔽的游說。這些行為與腐敗一樣，都具有特別高的風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購買具有精英政治影響力的輿論集團“俄羅斯的保守黨朋友（Conservative Friends of Russia）”。這個倡議于2012年8月提出，得到無數保守黨議員和英國政府的保守黨支持。他們甚至被邀請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進行為期10天的訪問，出席了多場慶祝晚宴，“會見了政客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他們的旅行是由俄羅斯僑民與國際人道主義合作事務署提供的,這是克里姆林宮新的軟實力組織”。另一個策略是在“橙色革命”期間，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這種策略被用來支持現有的非政府組織建立自己的“反革命”意識形態，并利用自有品牌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通過智庫、圓桌會議和研討等形式輸出。其中的例子包括通過秘密渠道，為親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如獨聯體國家研究所（Institute of CIS Countries）、俄羅斯世界（Russian World）等。
一條來源于俄羅斯的消息清晰地總結了這個想法：“傾向于利用國外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能夠更好地幫助實現混合操作要達成的目標。它可以在外國的規則下，利用超越俄羅斯聯邦的能力，把成員從爭議地區的居民和政治目標中挑選出來。主要的做法包括懷疑當前政府機構，損毀公共執法機構、委員會（尤其是武裝部隊）的聲譽，收購大眾媒體進行信息作戰并辯稱保護民主，提名參加地方政府選舉并滲透到民選政府當局。”
最后的策略是招聘西方游說公司提高克里姆林宮在海外的形象。雖然這種策略對于政界來說不是一個新的做法，但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克里姆林宮發現財富使它能夠接觸到最具聲望的游說公司，而且開展游說“需要擁有必要的知識，因為他們經常雇傭前政治家、大使和其他高級官員，私人能夠建立起直接訪問政府的圈子。”
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一個著名的說客，受到克里姆林宮的青睞與普京的欽佩。主動回避質問關于民主和人權的問題，使他成為普京眼中的優秀“資產”。基辛格的私人游說公司叫做基辛格協會（Kissinger Associates），在2009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影響了當時奧巴馬總統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與俄羅斯的關系。以下摘錄報告的部分內容：“美國的基本目的不是維持北約的長遠未來以及歐洲中部國家的參與，無論多么寶貴的美國政策工具在歐洲的北約都會過時。美國應該停止指責俄羅斯人權和民主標準的缺失。民主發展的問題應該是提高非對抗性和無威脅的手段”，因為俄羅斯“對任何表象上的干涉國家內政行為非常敏感。”這份報告中關于美俄的公、私關系，總的來說完全是建立在一個親俄情緒的平臺上，讀者很容易相信這份報告是由一個克里姆林宮的專家或普京自己寫的。
另一個受雇于克里姆林宮的西方說客是總部位于紐約的凱徹姆公司（Ketchum），于2006年被雇傭。他們一直試圖改善克里姆林宮的形象，即使經過格魯吉亞戰爭或吞并克里米亞等事件后已經處于歷史低位。盡管遭受批評不斷，它仍幫助提升俄羅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這意味著“幫助他們偽裝所有的問題，降低對人權、周邊國家侵略的關注度，等等”。2013年9月，普京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高度政治化的專欄文章，凱徹姆扮演了主要角色。我們也可以把這一舉動分類為通過西方報紙展現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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