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說的首都圈，古代相關的稱呼很多，有王畿、帝畿、畿內、畿甸、京畿等等。古人對首都和首都圈非常重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京畿者，天下之根本”。由于首都及首都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各個王朝除了在軍事、經濟上重視外，在行政區劃設置和管理體制上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到了清代，更有將直隸地區行省化的一個過程。
古代首都圈的政區設置特點
古代首都圈的政區設置大體上說有四個特點。
一是實行行政區劃層面的特殊制度。包括兩個方面，即首都圈的行政區劃通名與其他地方不同，職官制度也不一樣。古人認為：“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多個朝代在政區通名層面對首都圈進行特別的命名。
秦朝在全國施行郡縣制，兩漢為郡國制。秦朝將首都咸陽附近的地區稱之為內史，西漢改置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官制也不一樣。唐代全國實行的是州縣制或郡縣制。唐玄宗登基后，改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據《唐六典》記載，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有府牧（從二品）、尹（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下），品級分別與在外的大都督府都督、長史、司馬相同，在外各州設刺史（按州的等級，分別為從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別駕、長史、司馬等官缺。京畿各府的官員品級明顯要比各州高。唐玄宗將首都圈政區命名為府，這一制度為以后多個朝代所繼承。
唐代首都圈（選自譚其驤主編《歷史地理圖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朝代實行雙都城制或多都城制，首都以外的都城雖然也實行特殊名稱，但職官有可能是低配。如東漢以河南郡為都城，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即西漢的首都圈）為陵廟所在，因而“不改其號，但減其秩”（《續漢書·百官志》）。
二是首都圈的政區通名與其他地區相同，但是實行特殊的職官制度。
有的朝代，將全國的高層政區或統縣政區統一為同一個通名，首都圈的政區表面上沒有什么特殊，但是它的職官制度有些特別。
東漢時，以河南郡為都城，行政長官為河南尹，其他各郡的長官為太守。京都西、北、東三面的弘農、河東、河內三郡，也是置尹。這是尊崇京都和京都附近各郡的舉措。東漢后期，逐漸形成州郡縣三級制，此后曹魏和西晉均以司州為首都圈，司州與其他各州一樣實行州制。但是，西晉司州的行政長官為司隸校尉，其他各州為刺史。
隋朝，對京畿地區先是在開皇三年（583）置雍州，設有州牧（從二品）、別駕（從四品）等官，佐史共達五百二十四人。同時期的其他各州設有刺史（按州的等級，分別為正三品、從三品、正四品不等）、長史（正五品）等，其中上州佐史為三百二十三人。顯然，雍州主要官員的官銜與其他各州不同，品級要高，官吏的總數也多。大業三年（607）改州為郡，雍州改為京兆郡，設有京兆尹、京兆丞等官員，佐史降到了二百四十四人，其他各郡設有太守、丞、尉等官，各郡佐史總數相應降到一百四十六人。
從宋朝開始，以府相稱的政區逐漸增多，京府與其他府的差異，只能通過職官制度進行區別。北宋以開封府為首都，設有府牧一人，從三品；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但這些都是榮譽性職位，并不常置。實際上的開封府行政長官為權知開封府事。普通的府僅置知府、通判等官缺。
明代首都順天府設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從六品）等，普通府設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清代仍以北京為首都，順天府、普通府的官缺設置基本同明代，僅僅裁掉了推官。清代又特別重視京師的管理，從乾隆年間開始，欽派部院大臣兼管府尹事務，稱為“兼尹”，也就是順天府實際上有兩員行政長官。
三是轄縣數量比其他統縣政區為多，而且政區的等第較高。
歷代首都圈所在的高層政區或統縣政區，所轄縣的數量，往往比其他政區為多。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是為了首都圈有一個比較大的腹地，便于軍事布防，同時也有“以重觀瞻”之意。如《漢書·地理地》載三輔共轄五十七縣，《隋書·地理志》京兆郡轄二十二縣，《舊唐書·地理志》載京兆府領縣二十，《宋史·地理志》載開封府轄十六縣，轄縣數都比同時期的統縣政區要多。只有南宋臨安府成為行在之后，沒有擴大轄區，仍為九縣，幅員較小。明代改路為府，北方地區由此出現一批轄有大量州縣的府，因而順天府所轄州縣數量并無優勢。清雍正年間，北方的大府析為兩至三個府或直隸州，每府所轄州縣數量減少。據乾隆《清會典》記載，順天府有二十六州縣，其他各府所轄的州縣大多在二十個以下。
宋代首都圈（選自譚其驤主編《歷史地理圖集》）
朝廷通過對政區等第的劃分，可以決定該政區長官的級別、行政機構的規模（僚屬與其他人員的數量）、行政經費的多少，以及地方官升黜的依據。唐宋時期對全國政區的等第劃分是以經濟因素，主要是以戶口數來劃分的。但是首都圈各級政區等第的劃分標準是政治地位。如唐代以戶口標準將各縣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同時又實行赤、畿、望、緊的制度，首都及陪都所在的各縣為赤縣，也稱京縣，首都及陪都各府所轄的其他各縣為畿縣，不再考慮其戶口的多寡。
元明清時期，采用了一種較為務實的等第劃分標準。元代將首都圈的府州縣與其他地區一樣，完全按照戶口多少進行劃分，如至元三年（1266）規定長江以北州縣，六千戶以上為上縣，兩千戶以上為中縣，以下為下縣。只有兩京縣為赤縣。此后，則以三萬戶、一萬戶為區分江淮以南上、中、下縣的標準。明清兩代，是以事務繁簡來確定各種地方官缺的重要與否，京師順天府所轄各州縣除了兩京縣外，也是采用這一原則。
第四，行政區劃相對穩定，當社會出現變動時，政府通過管理制度的調節加強對京畿地區的控制。
唐安史之亂后，至德元年（756）置京畿節度使，領京兆府和同、岐、金、商等州。這個變動，使京畿的區域由京兆一府擴大至一府四州，擴大了京畿的腹地，管理體制也由府統領制演變為道統領制。又如北宋，景德三年（1006）置開封府界提點司，地位相當于在外的路，管轄開封府各縣事務，成為一個特別路區。此后，或有開封府界建制，或設京畿路。在這種情況下，開封府知府的主要職能調整為以管理京師為主。皇祐五年（1053）設置的京畿路，區域包括京府開封府，同時將京東的曹州及京西的陳、許、鄭、滑等五州作為京師的輔郡，使得首都圈的范圍擴大，共轄四十二縣。唐宋這兩次變化，一方面擴大了首都圈的范圍，同時使得原先的京府行政長官的管轄區域縮小或職能縮減。類似的還有明代的總督巡撫制度，也是打破了順天府與直隸固有的政區，形成了京畿地區的多個巡撫轄區。
清代直隸地區的行省化過程
元代的首都圈為大都路，轄十州二十二縣。又將河北、山東、山西、漠南等廣大地域直屬于中書省，稱為腹里，同時設行中書省管理各地。如此一來，產生了一大片既不屬于行省，又不屬于首都圈，但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區域。
明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以所領郡縣直隸六部，全國共有一個直隸地區及十二個地方高層政區。永樂元年（1403年）罷北平布政使司，所領府州直隸北京。由此，明代的首都圈有廣義和狹義兩個：廣義的為直隸（北直隸），狹義的為京師順天府。
全國十三個高層政區，設有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分管兵、錢谷、刑名之事。此舉解決了元代行省制下地方權力過于集中的矛盾，隨之而來的是三司鼎立、互不統屬的矛盾的產生。宣德以后，或者邊防有警，或者地方不靖，朝廷派出中央具有一二品大員職銜的總督、巡撫前往相關地區，集當地的軍務、察吏、治民大權于一身，逐步成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直隸地區由六部直接管轄，也存在著管理不便的諸多問題，先后置有順天、保定、宣大等巡撫，分管直隸地區和順天府各縣。巡撫分管順天府各縣的后果，是府尹失去了對所屬各縣的考核權。
崇禎二年（1629）十月，府尹劉宗周上了一道《請修京兆職掌疏》，指出，“國朝定制頗仿前代，然共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于今日，不過為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認為所屬州縣“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原因就是“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脈不貫”，“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請求崇禎帝“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劉宗周作為府尹，希望像巡撫、巡按一樣擁有對下屬官員的管轄權、考核權，使府尹與知州、知縣成為真正的上下級關系，才能使政令暢通。次年三月，劉宗周再次向崇禎上疏要求恢復考核權。從崇禎年間政治、軍事形勢推測，劉宗周的請求應該沒有得到允準。
光緒《畿輔通志》中的順天府全圖
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通過職官層面的調整，逐步將直隸地區變為直隸省。清康熙年間，直隸地區與各省職官制度的主要差別，一是總督巡撫，二是布按兩司。
清朝入關后，京師順天府和直隸地區設有宣府、順天、保定三員巡撫，形成三個巡撫轄區。順治十一年，調整為兩個總督巡撫轄區：直隸巡撫（即順天巡撫）管轄直隸八府，宣府鎮仍由宣大總督管理。順治十五年，裁宣大總督，分設順天、保定兩巡撫。次年由保定（直隸）巡撫管轄宣府鎮。順治十八年，設直隸總督，裁順天巡撫，以直隸總督、保定巡撫（直隸巡撫）管轄直隸地方。康熙初裁直隸總督，由直隸巡撫管轄直隸全境及順天府在外各州縣。雍正二年十月，因直隸巡撫李維鈞“辦事勤慎，且能訓練士卒，整飭營伍”，授為直隸總督，并令提督、總兵官聽其節制。雍正下諭此為特例。此后，一直未設直隸巡撫。乾隆二十八年，照四川總督之例，直隸總督兼管巡撫事務，至清末未變，是為清代八大總督之一。
從明代開始，各省均設有布政使司、按察司，主管全省錢谷、刑名。康熙八年六月，因直隸地方無布政使司、按察司，將原先存在的通薊道改為守道（直隸守道），總管錢糧；改霸易道為巡道（直隸巡道），總管刑名，均駐扎保定府。在這種官缺架構下，直隸守道、巡道起到了其他各省布按兩司的職能，直隸地區實際上成為一個省。當時人已經有這種認識，康熙五十一年刊刻的《西寧縣志》謂“縣治由炮兒嶺出紫荊關，至保定省城五百八九十里”，此時駐扎在保定省城的是巡撫與直隸守道、巡道。雍正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
直隸守道職司通省錢谷，巡道職司通省刑名，即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概與諸道員一體，不加分別，似未允協。蓋向以畿輔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輔與各省有何區別，今應更改劃一，著將守道改為布政司，巡道改為按察司。
在雍正的眼里，畿輔的官員架構已經與各省相同，沒有區別，因而下旨改設布按兩司，官缺設置與各省相同。畿輔地區完成了由六部“直隸”到行省的過程。
直隸地區實行省制后，“直隸”這個省名容易引起誤解。乾隆十三年九月，禮部尚書王安國在奏折中說：
明時南北兩京皆不設布按等官，事由道府直達內部，故曰“直隸”，猶直隸州之不隸于府而直隸布政使司也。本朝初沿明制，裁南直隸，增安徽、江蘇兩布政使司。厥后直隸亦設布按官，事申總督題奏，不直達內部矣，而“直省”之名仍舊。此見之尋常文字原無妨礙，惟典禮之書期垂不朽，似應核其名實。
建議皇帝給直隸省取個新的名字，達到名實相符的效果。此事雖未實行，但奏折所言反映了當時朝廷官員對“直隸省”的認識。
光緒《畿輔通志》中的畿輔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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