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時代。但，什么樣的新時代？

情勢并不必然如此。二十五年前，蘇聯的解體不僅標志著冷戰的結束，而且標志著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友好關系開始進入黃金時代。看上去，俄羅斯人滿懷熱情地擁抱了資本主義和民主。在令人震驚的程度上，俄羅斯城市西方化了。空架子和一本正經的宣傳讓位給了富裕和炫目的廣告。

和一些人害怕的正相反，1991年以后出現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導致很多地區沖突轉變成代理人戰爭的金錢和軍火的流動干涸了，世界顯然更加和平。美國的經濟學家急著向俄羅斯政治家提供建議，跨國公司則忙著去俄羅斯投資。

讓我們回溯四分之一個世紀直到1991年，想象一下三個或多或少（與今天）有同等可能性的“未來”。首先，想象那年8月份，強硬派推動的政變更好地被執行，蘇維埃因此得到了維持。其次，想象蘇聯制度遭遇更暴力的解體，種族和區域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導致了基辛格不時警告的“超級南斯拉夫”問題。最后，想象一種永久幸福的歷史——俄羅斯的經濟在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基礎上繁榮，并且達到亞洲的增長速度。

也就是說，俄羅斯本來可能被凍結，可能被瓦解，也可能步入繁榮。1991年，沒人知道這三種未來中哪一個會成為現實。而事實上，我們沒實現其中任何一個。俄羅斯保留了1991年以后建立的民主體制，但是法治并沒有在那兒扎根，而且在普京的統治下，一個專制的民族主義政府，已經在無情鎮壓反對和批評的意見上建立起來。盡管存在離心力——最明顯的是在高加索地區，俄羅斯聯邦還是被粘在了一起。然而，其經濟表現遠不如預期。1992年至2016年，俄羅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復合增長率只有1.5％。相比之下，印度和中國的同期數字則為5.1%和8.9%。

今天，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據購買力平價得出的估算結果，俄羅斯經濟在全球總量中僅占3%。美國占16%，中國則占18%。按當前的美元價值計算，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美國的7%，而英國的經濟體量則是它的兩倍。

此外，俄羅斯經濟對出口化石燃料以及其他初級產品的依賴程度令人震驚。根據“經濟復雜度觀察”（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的數據，俄羅斯出口總值的近三分之二是石油（占63％）。這個國家經濟的相對疲軟，由于2014年以來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急劇下降，以及美國和歐盟在其入侵烏克蘭、吞并克里米亞后實施的制裁，更加惡化了。

應該責怪普京嗎？

對于最近俄羅斯和美國關系急劇的惡化，誰應當承擔責任？這種情勢又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四年前，巴拉克?奧巴馬嘲笑米特?羅姆尼，因為后者把俄羅斯描述為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對手”。直到目前，奧巴馬的觀點仍然是俄羅斯很虛弱，而不是很強大。正如他于三月份對《大西洋月刊》的杰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說的那樣，“普京對于我們眼中的同伴地位和與我們一起工作，一直很感興趣，因為他也不是非常愚蠢。他清楚俄羅斯在世界上的整體地位明顯削弱了。而他入侵克里米亞或試圖支持巴沙爾?阿薩德不會突然就讓他能和我們同臺競技。”他在年終新聞發布會上更進一步，稱俄羅斯是“一個更小的國家…… 一個更弱的國家”，不能生產“任何人們想買的東西”。

然而，這個腔調和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3月時的截然不同。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與謝爾蓋?拉夫羅夫象征性地按下了兩國關系的“重置”鍵。（恰當地說，正如后來顯現的那樣，俄羅斯對這個“重置鍵”的翻譯被美國國務院“拼錯了”，以致對其過度解讀。）但這次“重置”也不全是失敗。一年后，美國和俄羅斯就削減核武器庫達成了一致協議，也就是所謂的《新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譯者：the New START deal，“new start”字面恰好是“新的開始”，與“重置”近義，一語雙關。）

那么，到底哪兒出錯了？一個回答是普京自己出了問題。我自己也寫了一些屬于“責備普京”文學的東西，因此我不打算原諒這位俄羅斯總統。我對他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語氣記憶猶新，和我當時寫的一樣，他“對《教父》中的麥克爾?柯里昂做了驚人的模仿——一種極為含蓄的威脅”。

盡管如此，牢記普京在那個場合到底說了什么很重要。在主要針對會議室里的歐洲人的言論中，他警告說，一個“單極世界”——也就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將證明“不僅對這個體系內的其他所有國家，而且對美國本身也是有害的”。美國“過分使用武力”，普京說，“這令世界陷入永久沖突的深淵”。那個時候，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稱不上是美國軍事干預的正面宣傳，（因此）這些話有一定的分量，德國人聽起來尤為如此。

將近10年過去了，即使是普京惡意的批評，我們也真應該好好思考一番，想一想在華盛頓和莫斯科關系惡化的過程中，我們干了些什么。俄羅斯認為部分責任應歸咎于西方的越界，這一點值得更嚴肅的，而不是像慣常那樣的（輕蔑）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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