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責怪西方嗎？

如果讓我回顧我在喬治?W?布什執政時期的想法和著述，我會說自己低估了北約和歐盟擴張引起的俄羅斯的敵意。

（美國的）某些決定在我看來，還是值得辯護的。鑒于他們在20世紀中葉的經歷，波蘭人和捷克人應該得到北約成員國（自1999年他們與匈牙利一起加入時起）提供的安全，以及歐盟成員國提供的經濟機會（自2004年起）。然而，2007年3月在波蘭建立反彈道導彈防御基地和在捷克建立雷達站的決定，事后看來似乎是可質疑的。對于隨后在波蘭部署10個兩級導彈攔截器和MIM-104愛國者導彈連的決定，同樣如此。雖然名義上（這些部署）是為了偵測和應對伊朗的導彈，但這些設施必然被俄羅斯人視為是針對他們。俄羅斯隨即在加里寧格勒部署了伊斯坎德爾短程導彈，這是可預見的報復。

另一次類似的報復發生在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而一些歐盟國家給予了鼓動。作為回應，俄羅斯承認了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反叛武裝的地位，并且入侵了屬于格魯吉亞的這些地區。對俄羅斯來說，這與西方在科索沃的做法沒什么不同。

然而，最大的錯估，是布什政府會愿意考慮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奧巴馬政府后來會支持歐盟向烏克蘭提供聯合協議。我對2013年9月在雅爾塔舉行的歐洲會議上的輕浮情緒記得很清楚，當時西方代表幾乎一致規勸烏克蘭遵循波蘭路線，而對俄羅斯看待烏克蘭的迥異方式，以及烏克蘭內部明顯的東、西分裂，他們幾乎沒有給予任何考慮。而且，當時普京的助手謝爾蓋?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還參加會議并給出了明確警告：簽署歐盟聯合協議將導致“政治和社會動蕩”，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以及，“混亂”。

這絕不是為了正當化俄羅斯在2014年的行動，那些行動明顯侵犯了國際法和國際條約。我是在批評連續幾屆（美國）政府對俄羅斯的敏感和可能的反應關注得太少了。

“我現在甚至不需要喬治?凱南。”奧巴馬總統在2014年初這樣對《紐約客》的大衛?雷米尼克（David Remnick）說。正好相反。他和他的前任非常需要那些和凱南一樣了解俄羅斯的顧問。正如基辛格經常說的，歷史之對于國家，就如性格之對于人民。近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總是容易忘記這一點，然后就各種憤憤不平，而實際上，其他國家的行動方式，只要具備歷史知識就可以做出預測。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的特質比俄羅斯更受歷史的影響。期待俄羅斯人平靜地看待中世紀的俄羅斯中心地帶——也是沙皇帝國的糧倉、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白衛軍”老營、斯大林人為制造饑荒的犯罪現場，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行動”的主要目標——逐漸成為西方的勢力范圍，這是愚蠢的。

可能有人認為，2014年的事件會給美國決策者一個教訓。然而，奧巴馬政府仍然誤讀著俄羅斯。把烏克蘭危機丟給德國和法國處理，很可能是一個失誤，尤其是當美國更直接的介入可能使《明斯克協議》生效時。把巴沙爾?阿薩德的化學武器（部分）交給普京去拆除，給了他一張介入敘利亞沖突的入場券，更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取得的一項長遠成就，就是將蘇聯擠出中東。而奧巴馬政府卻讓這一努力白費了，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我們在阿勒頗見證了俄羅斯軍隊的存在意味著什么：一個20世紀中期還通過不加選擇地轟炸城市而獲勝的中世紀戰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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