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一項被誤解的制度

十六世紀晚期，意大利神甫利瑪竇不遠萬里，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成為第一個真正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他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對中國文明有比較細致的觀察，其看法深刻影響了西方人。他認為，中國的制度可能有很多問題，但其科舉制保證了政治權力掌握在知識階層手里，類似于柏拉圖“哲學家治理”的“理想國”：

只有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人才能參與國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們和皇帝本人的關懷，這類的候選人并不缺乏。因此被委任公職的人對于職務要靠經過考驗的知識、審慎和干練來加以鞏固，不管他是第一次任職還是在政治生活的活動中已經很有經驗。（《利瑪竇中國札記》，48頁）

無獨有偶。距利瑪竇兩百多年，英國使團馬戛爾尼、斯當東等也深切感受到了科舉制的意義，以為這樣制度既維持了社會公平，同時保證政府有足夠的經過知識訓練的官員：

在中國大致可分為三類人：第一類人是讀書人，官吏都由這類人產生；第二類是農民；第三類是各種工匠，其中包括商人。關于讀書人的考試，全國會試在北京，錄取者給以最高學位。讀書人所學的東西是一些修身治國的道理，加進去中國的歷史常識。在北京會試錄取的人由皇帝委派官職。這些人組成全國重要的官府衙門。（《英使謁見乾隆紀實》，329頁）

一個如此美好的制度，為什么在二十世紀初年轟然坍塌了呢？

1 群眾舉薦與組織考察相結合

正如今天許多研究者評價民主制度時所說的那樣，民主制度并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但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是人類到目前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對于人類歷史而言，制度總是動態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科舉制對于中國，大概就屬于這樣的情形。

秦漢以后的歷史，就是打天下、坐江山，丟失江山這樣一個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歷朝歷代或以暴力，或以禪讓獲得政權，軍功貴族成為王朝政治的主角，但治理天下從一開始就不是軍功貴族所能玩得轉。秦王朝嘗試著啟用一些讀書人輔佐，但為時太短，并沒有形成一個穩定制度。劉邦奪得天下后，其智囊“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從革命走向建設，從戰爭非常態走向常態，是漢初政治發展的必然。高帝十一年（BC196），下詔求賢，要求各郡守勸勉轄區賢士積極應召，以待擢用；舉薦不力者免官。高祖這一發明，文帝繼續享用。文帝二年、十五年（BC178），兩度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并就時政問題命題策問，從中發現可用之才。這就是后世“察舉制度”的前身。

察舉作為一種制度，是在漢武帝時期確立下來的。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這次所舉賢良并沒有真的全部作廢，董仲舒此次不僅“天人三策”留名青史，而且獲得漢武帝信任，“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元光元年（BC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同年五月，又詔舉賢良，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漢書·武帝紀第六》）至此，察舉制度治國理政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

所謂察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考察、舉薦。察是從上至下，是領導考察；舉是從下到上，是群眾推薦。作為一項制度，察舉也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不斷規范，一是隨著儒家地位上升，儒術漸漸成為取士的重要標準；二是察舉內容不僅有能，而且須有德行、學問、法令、謀略等方面的考察；三是將察舉分為歲舉、詔舉兩類，歲舉為常科，每年進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對象是地方上六百石以下官員和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他們提名后由郡國每年向中央推薦，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額有限制，東漢和帝時規定凡滿二十萬人的郡國每年舉一人，不滿二十萬人的每兩年舉一人，不滿十萬人的郡國三年舉一人。舉孝廉是察舉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謂詔舉，就是由皇帝下詔察舉人才，是臨時性特科。人數不限、時間不定。

無論歲舉還是詔舉，這些被選中的賢良文學到了中央，還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程序才能獲得任命。考試的辦法主要有對策和射策兩種。對策就是命題作文，射策就是抽簽考試。凡屬詔舉上來的，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試，大多問些皇上目前最關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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