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關于正義

正義離不開精神“高地”，離不開捍衛這一“高地”的斗爭精神。我們共產黨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爭精神，不是維穩壓倒一切，不是只講和諧、不講斗爭。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在他的家鄉檢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老蔣打了一輩子仗，東征西討、南戰北伐，可最后他自己總結的失敗教訓卻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離開大陸前，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劣勢加以對比，將共產黨的優點概括為七條：第一，組織嚴密；第二，紀律嚴厲；第三，精神緊張；第四，手段徹底；第五，軍政公開；第六，辦事調查；第七，主義第一。

蔣介石在大陸全盤失敗后能夠作出這樣的一個反思和總結，說明他還算得上是一個政治家。而我們，更應當珍視老蔣給共產黨總結概括出的這七條優點，因為這是對手所概括的共產黨的力量：一種真正的力量、最強大的力量。反過來講，如果我們丟掉了這些優點，也就喪失了自己的力量。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歸時，當時在香港“呼風喚雨”、胡作非為的一些人都望風而逃，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精神太厲害，害怕被“收拾”。但觀察了一段時間后，發現根本沒什么大動靜，原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他們又陸續返回香港。香港回歸祖國多少年了？我們經營香港多少年了？應當首先明確和強調的是，“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但恰恰我們有一些人，只記住了“兩制”，卻忘掉了“一國”。

今天，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這個工作長期以來我們都沒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國兩制”完全是兩回事。世界上，任何一個曾經被別國進行過殖民統治，重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進行大量、細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韓國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蔣到臺灣后所進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獨立后，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城市，全部將名稱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為印式拼法。老蔣敗退到臺灣后，立即進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語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輝原來就有一個日本名字叫“巖里政男”，老蔣到臺灣后不讓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輝了。

今天的“臺獨”分子，不管是陳水扁，還是蘇貞昌、蔡英文，都講一口標準的國語。誰讓他們講的？老蔣讓他們講的。臺灣的學生從小接受的都是國語教育。這就是老蔣當年強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歸后的香港，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動作。“維多利亞灣”，今天還叫“維多利亞灣”。“麥理浩道”，今天還叫“麥理浩道”。香港的行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學校教材，我們一項都未觸及。我們總提堅持“一國兩制”，可這是“一國兩制”的實質和精髓嗎？就算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也要對其進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沒有通過，為什么通不過？所有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允許國家分裂啊！國民教育教材無法實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國民都必須無條件接受以國家體制、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等為內容的基本國民教育，難道就你香港特殊？

可以說，每一個被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獨立和解放后，都必須進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們在香港卻基本沒有做。以致于，近年來香港街頭出現了越來越多打著前殖民地旗幟游行的隊伍，這對我們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這一奇景在香港出現，讓人思索殖民地意識的“老根”，也讓人思索如何拔除這一“老根”。我想，必須從最基本處入手。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類事情也是內地問題在香港的反應。國外媒體都說我們有全世界最強的新聞管控能力，可是，從某些電視臺播送的一些節目中可以明顯看出，我們一些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和領導很外行，總以“維穩”“和諧”為最高追求，導致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主動權拱手相讓。

由此，聯系到今天很多黨的領導干部不想抓、也不會抓黨的建設，不想抓、也不會抓思想建設，不著力信仰的培育，不著力干部的監管，不關注社會公平的問題。有的地方，黨委書記工作的重點也放在了招商引資、土地出讓、項目開發上面，最終導致黨不管黨、政不議政，忘記信仰、喪失純潔，全部動力只剩下經濟驅動。

《白鹿原》作者陳忠實講過一句話，很深刻。他說，我們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們今天的思想太多了，東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現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澤東說：“馬克思的思想勢如破竹，魯迅的思想勢如破竹。勢如破竹就是力度。”

同樣，毛澤東思想也勢如破竹。勢如破竹的基礎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國大地；第二，能夠找到解決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問題的辦法。今天，我們“舶來”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這塊土地的思想，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再高深的思想也沒有力度。古希臘的普羅塔哥拉講，“大腦不是一個等待填滿的‘容器’，而是一個需要點燃的‘火炬’”。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最有價值的工作，就是點燃人們大腦“火炬”的這種工作。

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爭中實現的。而今天，我們有些人實際上是在精神上放棄武裝，說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虜”，覺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們在道德“低地”。這還是帶領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共產黨人嗎？還能感覺到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嗎？

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首先要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你有沒有正義感？有沒有原則？能不能堅持這一原則？國際國內都是一樣，你不主持正義，沒有原則，誰愿意跟你走？前幾年，國際上很多小國家不愿意跟中國走，不再擁護中國，就是覺得中國人沒有原則，關鍵時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氣。講話語權特別是國際話語權，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沒有一股正氣。

今年初，我給《人民日報》寫評論，引用了在抗日戰爭最黑暗、最困難的時期一位學者說的話：“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共產黨人就應該是這樣的優秀分子。這樣的共產黨人，才能真正帶領全民族前進，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個政黨真正的生命力，就是這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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