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自絲綢之路經濟帶始，針對的就是地緣政治線的西線與北一西北線。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眼光一直放在東線，外交也以處理好大國關系為要務。這在首重經濟發展的國策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年來中國所面臨的情勢已然大為改變，尤其是美國提出并實施以“重返亞太”為主題的“戰略再平衡”，大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競爭轉向冷戰后前所未有的激烈，中國在東線的發展受到很大阻礙。這種局面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在《“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中提出了關于中國地緣戰略的一個新設想：

“當美國戰略重點‘東移’，歐印俄等‘東望’之際，地處亞太中心位置的中國，不應將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傳統競爭對象與合作伙伴，而應有‘西進’的戰略謀劃。”

據稱這篇文章就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大體上講，王緝思教授提出，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需要新的地緣戰略支柱。

顯而易見，王緝思教授提出的有關方略，基本被納入了中國政府后來公布的《“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對于為什么要“西進”的原因，王教授提出，西部各國位于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資源豐富，但該地區充滿各種動蕩沖突，“將對未來的全球秩序和大國關系造成嚴重沖擊，也必將對中國在該地區迅速拓展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造成嚴重沖擊”，對此中國不能置身事外，必須積極主動介入。

另外，這一帶大國協調機制和競爭合作規則未確立，大國勢力范圍處在交叉和重塑的過程中，但美國已經在下“先手棋”，俄羅斯和日本也多有卷入。在這種情況下，“西進戰略”的意義在于，首先，有利于建立更為平衡的中美關系，可以和美國在該地區合作多于沖突。其次，西部各國為中國提供了參與大國多邊協調、提高國際地位的良好機遇。

從王緝思教授在理論和方略上的論證與中國政府公布的“一帶一路”官方文件內容來看，如果有觀察者要將“一帶一路”尤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麥金德的“大陸心臟地帶說”聯系起來，這不應該令人驚訝，雖然王緝思教授在《“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一文中從策略層面反對“西進”成為明確成文的國家戰略。固然中國的“西進”確實當其時也，有著林林總總的必要原因和可行條件，但麥金德的理論就在那里，任何染指“心臟地帶”的陸權大國會被套入這個分析框架，也幾乎是必然之事。

在這個意義上，麥金德的理論既是加持也是詛咒。對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支持“一帶一路”的理由了：挺進“心臟地帶”，控制“世界島”，進而雄霸天下，天下還有比這更好的“大棋”嗎？但對于國外那些處處通過“中國威脅論”的有色眼鏡觀察中國的人來說，中國在歐亞大陸的任何重大舉動都極可能引發猜疑和敵視。

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尤其是其中“西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國家利益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可能因為其他國家的猜疑而止步不前。大概最好的做法，就是如王緝思教授所建議的，“中國‘西進’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國的疑慮和防范。要盡力避免它們聯手排擠中國，不能以爭霸、爭權、爭利的面目出現，動輒做出‘突破美國圍堵’之類的姿態，視正常競爭為零和格局，將經濟問題政治化。”

三、國際話語權與國際規則制定

大國要有相應的國際話語權，這已經成為國人的通識，同時也是“痛識”，因為很多人認識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經濟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相對來說很是輕微。

比如說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長期低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盡管中國經濟總額已經超過了他們數倍。國際組織中中國籍的職員，雖然近些年人數在增長，但占的比例仍然很少，而且鮮少有居于決策崗位或者是關鍵執行崗位的。這些崗位通常是被來自美歐的人士所把持。此外，在國際規則制定與國際規則的形成方面，也少有中國的聲音。

在某種意義上，擁有國際話語權是制定國際規則的基礎資源。國際話語權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其實際意義很明確，就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掌控國際輿論和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能力和權力。一個國家是否有話語權，大體要看兩方面的要素，第一是這個國家是否有實力，第二是如何運用自己的實力。這兩個因素需要稍微細為解說才不至于引起誤解。

首先沒有實力就沒有話語權。 實力在國際政治上可以被定義為影響他國的能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有形的硬實力包括國家的規模（人口、領土大小、國民生產總值）和能力（國民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科技發展水平等），還包括軍事能力和情報能力。此外硬實力還包括一些無形因素，比如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政府團結人民的能力，人民的犧牲精神等。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一帶一路”是實現體系內崛起，還是控制“世界島”雄霸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