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0月的事態發展很快證明，這些期望都錯了。國聯和西方列強未能更積極地響應中國的求援，使關東軍氣焰更盛，他們斷定，再接再厲，將中國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時候到了。不滿足于僅僅保護日本的條約權利，軍部決定擴大行動范圍，將整個中國東北甚至內蒙古化為戰區，以建立自己的控制，驅逐中國軍隊。為達此目的，數架日本飛機10月8日從沈陽起飛，轟炸了中國東北地區西南角的錦州。此后，戰事一發不可收拾；轟炸錦州后，軍事行動在中國東北全境展開，擺明要把東北三省從中國分離出去。

就在這時，國聯和列強終于援引1928年公約，譴責日本違背了公約精神。10月14日，國聯理事會繼續開會時，氣氛已發生很大變化。現在，中國顯然是非法行為的受害者，同樣也是國際法律和秩序的擁護者，而日本則被放在了不得不為軍事侵略行為辯護的被告席上。美國派總領事普蘭迪斯·吉爾伯特（Prentis Gilbert）參加理事會會議，頭一次積極參與進來。此舉象征著美國支持國聯，認同其代表的原則，也即明確參加中國的新訴案。會議做出了一項理事會決議，要求日軍回到9月18日前的位置，只有日本表示反對。這項在10月底表決的決議，顯然標志著日本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斥。日本的國際地位跌落得如此迅速，真令人吃驚。還在11月初的時候，華盛頓的高官們就已在考慮制裁。雖然沒有最終結果，但總統赫伯特·胡佛、國務卿史汀生、國防部長帕特里克·J.赫爾利等人甚至考慮制裁日本一事表明，在他們眼里，后者顯然是在顛覆戰后的國際事務體系。正如史汀生對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所言，日本同時冒犯了九國公約和巴黎條約，這個立場，美國在整個30年代都將堅持。由于這兩個條約象征了20年代的國際合作機制，認為日本背離了這個機制，可是件嚴重的事情。

史汀生仍然希望東京的文官領導班子能認識到形勢的嚴峻，并最終管束住軍人。他感覺，日本承受的國際壓力，應能制止它進一步破壞體系。因此，當日本政府建議成立派往中國東北的國聯調查委員會時，他感到鼓舞。這個提案似乎表明，日本對世界輿論及留在國聯體系中的利害是敏感的。美國鼓動中國同意了這個方案，于是，國聯在12月初決定派遣調查委員會去查明戰爭的起因，并提出解決方案。日本和中國都贊成這樣處理，從而使國聯理事會自9月以來首次取得全體一致。調查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爵士率領，并由來自其他四個國家（美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代表組成。此次一致顯示了對國聯的支持，但也是最后一次全體一致。日本人盼著委員會調查中國人對條約權利的侵犯，而中國人則希望它痛責日本人的行為。不管是哪種情況，它都有望帶來列強迫切想要的妥協，以維護國際秩序。

可事與愿違。調查委員會成立后不過數日，若槻內閣倒臺，犬養毅成為首相。幣原離開了外相的位子，直到二戰后才復任公職。有意思的是，在其任期將近結束時，幣原才開始意識到恢復中國東北的原狀是辦不到的。國內的各種力量正在為關東軍的行為喝彩，懲罰后者只會令前者頭腦更熱，釀成嚴重危機。正如他在11月告訴駐外的日本使節的，“對激進的民意實行不必要的彈壓，會給極端分子可乘之機，在國內導致反華情緒的爆發，造成危險的局面”。意識到這一點，幣原試圖說服列強至少接受在中國東北的一些既成事實，以挽救國內的平穩。然而，即使是這種努力，也注定是失敗的，因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滿洲”——陸軍正為此忙碌——遠遠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

將中國的東北三省分離出去，使之成為日本控制下的獨立實體，是關東軍的激進分子、在中國東北的日本民族主義團體和他們的國內支持者長期鼓吹的目標。1931年之前，這個運動被成功遏制，可一旦關東軍訴諸武力卻免受責罰，則得寸進尺，在中國東北建立親日政權就在所難免了。按照密謀者們尤其是石原的設想，“滿洲”將成為自給自足、穩定繁榮的避難所，遠離民族利己主義和激進主義。對某些人來說，它甚至將成為所有人——至少所有生息于中的人——共同勞作、安享和平之地。這里的潛臺詞是，日本要進行自我擴張，賦予穩定新的內涵。

毫無疑問，在1919年之后的國際主義背景下，這個新含義會造成相當大的動蕩。自給的目標，可能暗示著想在亞太地區建立自足的帝國，使之與世界其他地區更加隔絕。長遠來看，追求自給自足對國際體系構成的挑戰，不亞于在中國東北使用武力，但在這點上，日本人所為并非孤例。其他國家為保護國內市場和提升競爭優勢而采取的單方措施，也在損害經濟國際主義機制。經濟自主（economic autonomy）同樣在實施。例如，就在那時，德國和奧地利正試圖建立關稅同盟，而英國在關稅問題上正繼續推行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英國和英聯邦其他成員國相互給予貿易優惠的制度，對成員國的進口商品征低稅或免稅，對其他國家的則收取高額關稅。——譯者注。當時，日本行為的獨異之處，是其軍事單邊主義包藏經濟割據的野心，好將東亞和世界其他地區有效分離開來。

盡管如此，有趣的是，日本政府始終拒絕直言不諱地譴責華盛頓會議體系。雖然侵略中國東北并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如此明顯，但東京仍然宣稱遵守九國公約。1932年1月時，這一點表現得很明顯，當時國務卿史汀生發表聲明，稱美國政府“不欲承認”日本“可能以違反巴黎公約條約義務的手段”強加于中國并有損中國主權和門戶開放原則的任何條約或協定。聲明發給了九國公約的所有簽約國，表示美國給日本冠上違犯者之名，是想盡己之責維護華盛頓體系。然而，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否認曾有任何背約之舉。日本仍然遵守門戶開放及華盛頓協定的其他原則。可是，日本堅持認為，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國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和動蕩，所以為踐履條約規定起見，日本不得不將此環境變化考慮在內。換言之，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不影響日本遵循既有的國際事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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