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始終堅持和奉行積極防御軍事戰略，并根據不同歷史時期形勢任務、戰爭形態等方面的重大變化予以調整充實，籌劃指導以戰爭為核心的武裝力量建設與運用全局，有力地捍衛和保障了國家安全和發展。

確立保衛祖國的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面臨國際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軍事包圍、外交孤立、政治顛覆，又經歷抗美援朝戰爭的嚴峻考驗。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抵御可能的外敵入侵，整體籌劃國防和軍隊建設，亟須明確軍事戰略指導方針。1952年4月，粟裕副總參謀長針對當時國防工事構筑、軍兵種建設尚未全盤結合起來的情況，提出必須首先確定我們國家的整個戰略方針，爾后根據戰略方針擬訂國防部署和協調各方面的計劃。

195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作了《關于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指出：戰略方針，是關系到制訂作戰計劃、訓練計劃和進行戰爭準備工作的先決問題，也是關系到各軍種、兵種的建設和各業務部門的工作規劃的先決問題，而且還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建設的規劃和部署的問題。因此，確定我軍的戰略方針，就成為當前軍事工作方面的一項迫切任務。

會議正式確立了保衛祖國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明確了戰爭籌劃和指導的原則。基本思想是：

①隨時準備應付突然襲擊和突然事變。

②主要敵人是美國；主要作戰對象是美軍和日軍；主要戰略方向是我國東部的東北、華北和山東半島地區，即從圖們江、鴨綠江至連云港一線。

③以陸軍為主體，在空軍、海軍的協同配合下，把敵人進攻的主力殲滅在我國沿海地區的國土上，將敵人的進攻阻止在預定設防地區，把戰線穩定下來，打破敵人速戰速決的計劃，迫使敵人進行持久作戰，使我軍逐漸轉入戰略上的主動，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戰爭初期采取陣地戰結合運動戰，以陣地的防御戰和運動的進攻戰相結合的作戰形式；大縱深梯次配置，層層掌握機動部隊，在重要方向堅決防守，在次要方向誘敵深入，主要戰略機動部隊用于主要方向和決定性時機，防御地區機動部隊與守備部隊密切配合，守備部隊準備獨立作戰。

立足抵御大規模侵略戰爭調整軍事戰略方針。

從20世紀60～80年代，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軍事戰略方針進行過若干次調整。這些調整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以應對強敵大規模侵華戰爭為背景，旨在解決這個歷史時期國家和民族在嚴峻的環境中面臨的生存危機問題。

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北頂南放”方針。60年代初，中國安全形勢出現新變化，中蘇同盟關系裂痕擴大，美國在我東南沿海的軍事部署不斷加強，臺灣蔣介石集團對大陸的襲擾行動趨于活躍，印度在中印邊境地區的武裝挑釁活動也日益增多。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定采取“北頂南放”方針。基本思想是：

①使用原子的大規模戰爭(世界大戰)有打得起來和打不起來兩種可能，主要放在打得起來上面，但要爭取打不起來；非原子的和小規模的戰爭是一定會打起來的。

②主要敵人是美國，主要作戰對象是美軍；主要戰略方向仍是我國東部的北部地區，更加強調東北地區和山東半島(包括連云港)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外長山列島、內長山列島、舟山群島、萬山群島、海南島等5個島嶼群在戰略上的重要意義。

③在連云港以北地區堅決頂住敵人的進攻，在長江以南地區實行誘敵深入，將敵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視情或從北面或從南面首先轉入反攻，最后進行戰略追擊，收復被占國土，并視力量大小實施境外追擊；“北頂”地區以陣地戰為主，“南放”地區以運動戰為主。

60年代中期戰略方針突出強調“誘敵深入”。

鑒于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中蘇關系破裂，中印邊境地區形勢嚴峻，國家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毛澤東認為美國、蘇聯、印度可能聯合對我發起軍事進攻，從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出發，多次指示戰略方針要應付“四面八方”，在多個戰略方向上抗擊外敵可能的侵略。要注重有頂有放，誘敵深入，縱深殲敵。設想了敵人沿天津、青島、連云港、上海等四個方向進攻的可能性，在打法上強調要誘敵深入才好打，并預想了殲敵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深度，主要是在華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殲滅敵人。這一時期，判斷主要敵人、主要作戰對象是美軍，其次是蘇軍。60年代末，隨著蘇聯對我威脅上升，蘇軍成為主要作戰對象，主要戰略方向由東部轉到北部以華北為重點的“三北”地區，戰略任務由主要防范美國的大規模入侵(特別是防美對我實施中間突破)轉為主要防范蘇聯的大規模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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