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今的穆斯林領導人喜歡說伊斯蘭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傳入了俄羅斯。在穆罕默德紀元開始后的第一個世紀，穆斯林教徒們就把自己的宗教從阿拉伯半島帶到了俄羅斯，遠遠早于隨著歐亞草原的異教徒而來的基督教。到了1000年末之際，當基輔羅斯的異教徒王子皈依拜占庭基督教后，大量的穆斯林群體出現在了里海和黑海間的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和中亞，還有烏拉爾地區以及西伯利亞。蒙古游牧民族在其十三至十六世紀間占領俄羅斯的漫長歲月中接受了伊斯蘭教，金帳汗國被驅趕回蒙古時，他們中的許多韃靼族人都留在了那里。

隨著俄羅斯帝國通過征戰、貿易以及與原住民精英的合作不斷向南部和東部擴張，其穆斯林人口也穩步增長。十八世紀葉卡捷琳娜大帝將克里米亞及高加索與里海北部的草原穆斯林納入了帝國范圍，高加索本身則是在十九世紀初被征服，雖然俄羅斯人從來未能真正鎮壓穆斯林達吉斯坦和車臣的山區部落。自19世紀60年代起俄羅斯軍隊將帝國的疆界遠遠延伸到哈薩克草原和中亞，征服了塔什干、浩罕、布哈拉、撒馬爾罕的那些伊斯蘭教豐富而古老的宗教與學術中心。到了十九世紀末，沙皇統治下的穆斯林數量比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的更多。

俄羅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相遇已經被大多數觀察家視為一個關于帝國征服和對抗的簡單故事，是俄羅斯與車臣和達吉斯坦的穆斯林叛軍之間長期且時常殘酷的斗爭縮影。［這一沖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 ，當時達吉斯坦軍閥伊瑪目·沙米爾（Imam Shamil）率領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山區部落與1825年至1855 年間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軍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斗］在這一抵抗與鎮壓的傳奇事件中，俄羅斯南部邊境成為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文明的沖突”的關鍵前沿；最近的車臣戰爭則是蘇維埃政權強加的人為和平局面瓦解后恢復了這些宗教傳統中的“沖突的自然狀態”。

然而羅伯特·克魯斯在其適時的學術書籍《對于先知和沙皇》中提醒我們，車臣和北高加索地區其他地方發生的沖突，其實從歷史上看是不尋常的，因為1917 年之前，俄羅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間都是和平共處合作的狀態。始于1762 年的葉卡捷琳娜大帝的統治標志著俄羅斯帝國第一次大規模擴張到高加索地區。俄羅斯軍隊征服了穆斯林的領土，鎮壓了抵抗；但帝國的官員通過將伊斯蘭教及其相應的等級制度（神職人員和法律學者位于頂層）確認為帝國統治的一項核心制度，設法贏得了穆斯林臣民的忠心。克魯斯堅持認為，這些沙皇政策的結果是“穆斯林的善男信女們開始將帝國想象為體現上帝意志的潛在手段”，并作為沙皇的忠心子民參與其中，重新協調自己與伊斯蘭的關系。

帝國和宗教制度之間的聯系曾被俄羅斯帝國（以及其他帝國）的早期歷史學家忽視，他們幾乎將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世俗事務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視其為理解帝國統治瓦解的關鍵。然而，克魯斯認為，從葉卡捷琳娜二世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歷任沙皇并非通過支持少數種族或民族群體來鞏固他們的權威，而是通過他們對宗教信仰的捍衛（沙皇法律規定每個臣民都要歸屬于一個教派組）。通過其對宗教寬容的承諾，沙皇帝國能夠“使用更少的暴力統治，并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識，而非歷史學家先前想象的那樣”。 沙皇的官員并沒有大規模的驅逐穆斯林出境或迫使大量穆斯林改變信仰，他們對于伊斯蘭教一般比較寬容。這種態度是一種帝國政策問題，它試圖討好新占據的領土以及周邊國的穆斯林人口，但這也是基于伊斯蘭教的一神論，俄羅斯官方認為這一點可以與基督教相提并論。但是，諸如俄羅斯北部的科米人這樣的多神教異教徒則被強迫改信基督教（克魯斯可能已探尋了此種對比） 。

正如克魯斯所說，沙俄在其穆斯林地區較為穩定，相比之下，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帝國 —— 英國和法國在非洲和亞洲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巴爾干地區——在拉攏收買原住民宗教精英方面，系統性和技巧都稍遜一籌。達吉斯坦和車臣地區的穆斯林部落對俄羅斯統治的抵抗是一個很大的例外，但即便在那里，很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都是被迫參加叛軍，其中一部分是由襲擊俄羅斯政府的外國蘇菲派（Sofi）兄弟所招募。除此之外，自1865 年俄羅斯征服塔什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半個世紀中，并沒有發生重大起義，只有少數反對沙皇統治的局部叛亂。那些拼命想爭取穆斯林公民忠誠的西方國家可以從十九世紀俄羅斯帝國的范例中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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