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軍》雜志2014年第3期刊登了約翰·T·科雷爾的文章：The Weinberger Doctrine。文章主要介紹了曾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卡斯帕·溫伯格提出的“溫伯格準則”，以及圍繞這一準則的爭論和戰爭實踐的得失。盡管過去了30年，至今該準則仍然是武力使用的衡量尺度。文章編譯如下：

三十年過去了，它仍然是武力使用的衡量尺度。

美國從越戰泥潭抽身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戰爭的回憶就像陰云一樣籠罩著這個國家。在這場美國第一次沒有打贏的戰爭中，美國武裝部隊在那里陣亡了58178人——在那場戰爭中，美國不是為了勝利而作戰。

這場戰爭由華盛頓進行著微觀操作，那里的政治領導人擔心戰爭升級可能會讓中國或蘇聯卷入戰爭——因此對作戰行動進行了各種癱瘓性的限制。美國軍隊不被允許打擊避難所中的敵軍。沖突一拖再拖，強度不斷變化，直到1973年美國宣布“光榮的和平”并撤軍。

整個美國的共識是，這個國家永遠不要再卷入這種無限制的沖突——沒有方向和承諾。一個新術語，“越南綜合癥”描述了這種局面——武裝部隊因為在越南的失敗而蒙受作戰羞辱。

1973年的戰爭權力決議案削減了美國總統在沒有宣戰或法律授權時派遣軍隊進入“敵對”地區的權力，除非在極其嚴重的全國緊急狀態下。即便是在那種情況下，行動也必須在60天內結束，除非國會將其延長。

在1980年的總統競選演說中，總統候選人羅納德·里根說，“太長時間以來，我們帶著越南綜合癥活著”。然而，沒過一會兒，里根補充道：“對于我們所有人，越南都是個教訓。如果我們不得不戰斗，我們必須有方法和決心來占據上風，否則我們必須盡一切必要來保衛和平。雖然我們正處于和平之中，但是讓我們告訴那些在那場戰爭中戰斗過的人：我們永遠不會再要求年輕人在一場我們政府不敢讓他們獲勝的戰爭中作戰和可能戰死。”

卡斯帕·溫伯格被里根提名為國防部長，他在1981年1月的參議院就職聽證會上重拾這個話題，宣稱美國不應該參戰，除非重大國家利益受到威脅。

1984年11月28日，在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的一次演講中，溫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立場——他宣布“當我們考慮在海外使用美國作戰部隊時，要進行6項檢測”。

他說，決定付諸武力，只有（1）重大國家利益受到威脅，（2）國家準備派遣足夠的部隊來獲勝，（3）建立了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標，（4）部隊規模足夠達成這些目標，（5）有美國人民和國會支持的合理保證，（6）在美軍作為最后手段付諸使用之前，其它選擇已經用盡了。

溫伯格說，他正在兩個極端之間劃定一個過程。“第一個極端是——過度保守，這將使得我們最終遠離那些需要自由國家捍衛其利益不受侵略性武力威脅的國際事件，”他說，“第二個極端是——幾乎不加區分地使用我們的部隊，并將其作為我們外交工作的常規性和習慣性部分，這肯定會讓我們陷入我們在越南戰爭中所經歷過的那種國內混亂，而無法完成我們給我們的軍隊承諾的目標。”

在兩天后出版的《華盛頓郵報》社論中，這被稱之為“溫伯格準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溫伯格先生簡直是濃縮了越戰之后的共識，”文章稱，“溫伯格部長還沒有結束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爭論，但他已經以一種嚴肅和時尚的方式重啟了這個話題。他的演講現在已經變成了其他人必須回應的核心問題。”

評論家的輕蔑

溫伯格準則在軍隊中廣受歡迎，但是當時專欄作家們和評論員們的反應是不屑和嘲笑。在《芝加哥論壇報》的諷刺版塊，邁克爾·基利恩將溫伯格的言論描繪為“尋找可愛的戰爭”。在《紐約時報》上，威廉·薩菲爾指責溫伯格提倡“有趣的戰爭”，推出了一個“蹲下痛打的準則”。

專欄作家本·瓦騰伯格，曾經是林登·B·約翰遜總統的演講稿撰寫者，稱溫伯格“讓五角大樓中一直憋著的天真、溫和而危險的想法浮出了水面”。詹姆斯·麥卡特尼則在《費城問詢報》上得出了奇怪的結論：“當一個國防部長討論將要全力‘贏得’當前的戰爭時，我們應當記住他可能正在托起核戰爭的幽靈。”

政治評論家也發表了評論。J·威廉·富布賴特，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前任主席，他與塞斯·蒂爾曼教授在《紐約時報》寫道，溫伯格的檢測是“如此寬泛和主觀”，以致“它們幾乎不可能給我們在越南的卷入和升級造成嚴重阻礙”。

萊斯利·蓋爾布，曾于20世紀60年代擔任五角大樓文件研究主任，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稱，“國防部長的話是傳統軍事視角的經典闡述——黑與白，贏和輸——與外交的模糊和灰色地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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