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家教化的組織體系

很顯然，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當代中國都需要一次道德振興，需要一次倫理重建。知識人和大眾都已經清楚表達了這種意識。

筆者最近參加長江商學院組織的一個關于中國企業家狀況的小型研討會，與會幾位國內權威的管理學教授、企業管理顧問不約而同地談論回歸古典智慧的必要性，其中包括通過宗教來重新塑造企業家的精神。他們之所以這樣談論，當然是因為他們的服務對象——企業家——已經有了重造精神的需求。過去十幾年來，企業家朝山拜廟已成風尚，一些成名的企業家沉迷在藏傳佛教的神秘氣氛中。在某些區域如溫州，受區域文化影響，基督教在企業家群體中相當流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潮汕，儒教及與受儒家影響的民間信仰則迅速復興。

最令人驚奇的是自由主義者也產生了這種意識。得風氣之先者是臺灣的自由主義者如殷海光。殷海光的大半生自覺地堅守啟蒙主義立場，以新文化運動守護者的身份從事文化批判事業。然而到晚年，他的思想發生微妙變化：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他對自由主義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有所反省，于是，道德問題進入他的視野——現在他不再只是抨擊舊道德，而是換上了建設性視角，提出“道德的重建”命題。殷海光不再贊同儒家與民主勢不兩立的“五四”命題，轉而相信，哪怕是現代的社會，也需要道德的支持，而儒家仁義、基督博愛、佛教慈悲這些傳統道德原則，可以與民主、科學整合為一個現代的道德重建方案。

比這一純粹知識思考更重要的，是晚于殷海光的另一位自由主義者夏道平，他翻譯了大量米塞斯的著作，并長期為《自由中國》撰稿，但晚年皈依了基督教。比他們再晚一些的楊小凱同樣皈依了基督教。這種選擇既緣于其切身的生命體驗，也與他們對于更為宏大的公共問題的知識思考有關。

這兩個著名例證似乎恰恰部分地說明儒家式道德教化體系重建所面臨的制度困境。同樣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企業家尋找信仰，重建倫理，多數似乎也沒有走向儒家。事實上，在沒有經歷意識形態沖擊的臺灣社會，發揮道德教化作用的主要是人間化的佛教、民間信仰和傳統會道門，儒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

儒家缺席于現代道德倫理教化體系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傳統儒家賴以進行教化的世俗性制度衰敗了：本來就缺乏自身組織化建制的儒家，隨著儒生群體轉型為現代知識人——專業人士、學者、知識分子等──而變成相當徹底的無形物了。人口高度流動和城市化過程也讓儒家喪失了下手的最普遍渠道。這一點，在大陸中國更為嚴重，這里的核心家庭制度迅速普遍化，家庭內部的人際關系已經嚴重扭曲。

那么，從道德教化功能看，儒家還有未來嗎？相當渺茫。唯一讓人振奮的是，最近十年大陸中國的觀念氣氛與過去大半個世紀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一些人發愿復興儒家，而多數民眾、知識人也樂觀其成。如果說，儒家此前一直處于無法抵擋的力量欲圖消滅它的被動位置，那現在，儒家終于免于被消滅的命運，因而也就終于有了一個自主地轉型、參與構造現代中國整體秩序的機會。發愿復興儒家的人士有理由抓住這個機會，如果錯失這次機會，儒家就必然徹底消亡，并且怪不得任何人。

儒家轉型的關鍵是自身參與道德教化、社會治理制度的再造，從而讓自己在社會場景中以看得見的方式發揮作用。任何社會都需要道德教化，或者說，一個健全的社會必然為自己內置一個讓人們相互進行道德教化的機制。倫理固不必說，即便道德行為也必然超越個體內心自覺的層面，而關涉到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因而關涉到組織與制度。傳統儒家為自己構造出了幾種從事道德教化的制度性渠道，這些渠道在現代性沖擊中崩塌了；儒家現在必須再造出有效的制度，關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早就有所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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