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追求富國強民之現實主義目標的知識分子反過來構思了種種理論，從根本上取消道德倫理──起碼是傳統的道德倫理。所有這些理論幾乎不脫物質主義的范疇。這種觀念從1930年代開始就借助經濟主義的歷史理論支配了現代讀書人群體，到1950年代則變成了正統的意識形態。

1980年代似乎出現了一種新的跡象：這種意識形態開始瓦解，人道主義思潮興起。經歷過意識形態專政的人道主義倡導者們反對物質主義，要把人從物質規定性中釋放出來。人不再是物質的映像，而具有了自主性、情感和自由意志。但幾乎是一種宿命，人道主義者自覺地繼承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因此他們同時是反傳統的，也要把人從傳統中解放出來。其結果是剛剛從外在的物質中解放出來的人，現在成為一種自然的存在：人單純地就是自然肉體的物質性存在。人依然是物質的，精神的面相依然被遮蔽。

這兩種物質主義在1990年代興起的現代經濟學中同時得到回響。經濟學冒充這個時代的倫理學和神學，它所理解的人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意義上的人，具有兩項本性：自我保存的欲望與理性計算的能力。這種人生觀支持了中國無所不在的、最為徹底的商業化。如果說在1980年代之前的中國存在著一種以否定個性為前提的道德倫理體系，1990年代以來的觀念則傾向于以自然、以個性的名義否認一切道德倫理規范的必要性。

于是，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知識現象：知識人生產了種種歷史性理論，卻沒有一個自成體系的倫理學。尤其是那些占據歷史舞臺中心的主流的思想、政治傳統，均缺失倫理學。比如，人們看不到一個基于個人自由、個性尊嚴的自由主義的倫理學體系——當然由此他們也就沒有政治哲學和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

這種知識缺失，對于儒家式道德倫理教化體系的運作是致命的。傳統中國每一次道德提振、風俗變化，都有賴于儒生共同體的自覺，而這種自覺往往與學術的振興有關。經典的儒家學術本來就是朱子所說的綜合性的“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學。歷史上，通過此類學術性創造，儒門圣賢發展出關于修己治人的新論說：或者論證道德之重要性，或者發展出功夫理論。通過講學活動，志同道合者相互激勵，刺激形成一種比較敏銳的道德感。具有敏銳道德感的儒生會更為嚴格地要求自己，也積極從事于倫理規范的再造工作。社會風氣就會因為士氣的改變而變易。在宋代，在明末，在道咸之間，我們都可以看到儒者以學術推動道德倫理重整的故事。

現代學術卻不再是修己治人之學，而高度技術化、專業化了，這種知識的內在邏輯甚至根本反對古典的修己治人之學。尤其是在中國，儒生轉化成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后，勉強保留的儒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似乎正是今天儒學不得不假“國學”之面目出現，與哲學、哲學史甚至與敦煌學混居于一室的根本原因。即便有一些心向儒門的學者，努力基于儒家理論建立倫理學，但為了在現代學術體制內生存，也不得不進行哲學化的包裝，將其打扮為純粹的知識，放棄踐行的一面。另一方面，一旦儒者進入現代學術機構，缺乏小共同體內相互激勵的道德氣氛，倫理實踐的可能性也就幾乎沒有。

總之，儒者、儒學、儒者團體，乃是相輔相成的，其損壞也是連帶的。缺了其中任何一個，儒門的道德教化體系就會失效，儒門就喪失了重振道德的渠道。

因此，在現代中國可以看到一幅奇異的文化場景：一方面，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一般平民，尤其是生活在與現代性相對隔絕狀態下的農民，似乎還一直過著一種儒家式生活，他們對子女的人生觀教育還是儒家式的，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盡管其并無敏銳的道德、文化自覺意識。另一方面，知識人倒很敏銳，但他們所具有的乃是反儒家道德倫理的自覺意識，他們的知識活動也與儒家完全脫離了關系，根本顛覆了儒家的知識活動范型。因此，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生活，尤其是其中知識精英的生活，與普通民眾完全斷裂，甚至陷入沖突中。在現代性狂潮中試圖復興儒家的新儒生如梁漱溟、牟宗三、徐復觀，甚至蔣慶等人，都強烈地感受到了這兩個群體的差異。反復出現的啟蒙命題與連續不斷的文化革命，也是這種沖突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反映。

在這種格局下，農民中保存的自發的儒家式價值與生活方式，因為缺乏精英文化的支持，更準確地說是因為精英文化不斷地侵蝕它的根基，甚至刻意而反復地破壞、打擊，而日漸衰敗。19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化、商業化席卷中國，鄉村精英大量外出，鄉村社會衰敗，以自發狀態僅存的那些儒家式價值和生活方式似乎也陷入最深刻的危機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人們卻普遍地覺得中國社會需要道德倫理的重建，并把目光轉向了儒家。但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振興儒家的人士，面對這個突然降臨的使命，也頗有手足無措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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