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主義與政治侏儒：馬克思?韋伯論俾斯麥及其政治遺產

整理自：Max Weber as a critic of Bismarc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9, May 1998

作者：Peter Baehr

馬克思?韋伯對政治科學概念的諸多貢獻如今已是耳熟能詳。不過，這位曾寫下《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并參與制定魏瑪民國憲法的德國學者關于俾斯麥的探討，目前仍是鮮為人知。在卷帙浩繁的韋伯著作中，俾斯麥的形象一直與“凱撒主義”這一形容專制政體的概念緊密相關。而理解這一概念在韋伯思想歷程中的全貌，尚待來自文本和語境的雙重透視。

1884年，時當弱冠的韋伯在給其舅父鮑姆加登的一封信中首度提到了“凱撒主義”一詞。顧名思義，“凱撒主義”喻指群眾多數與政治強人結合而成的專制統治，從1850~1917年，這一概念在德國政治話語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韋伯對這一并不陌生的概念的興趣也始終無法脫離俾斯麥時代的政治語境。在信中，韋伯回顧了剛剛結束的帝國國會選舉，在俾斯麥的授意下，此次選舉首次賦予全民以普選權。俾斯麥自信，他在70年代對反天主教情緒的成功駕馭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引入，必將保證容克政黨在選舉中贏得民意，但始料未及的是，社會民主工黨的國會議席反而憑此契機翻了一倍。對這場不言而喻的政治失敗，年輕的韋伯寫道，“俾斯麥的凱撒主義”錯誤地將普選權當成了自己的特洛伊木馬，它只會扼殺普選權本身的平等意涵。

就長時段而言，韋伯對普選權自身價值的認可在1895年的弗萊堡演講和后來的政論中都有體現。盡管此時我們很難斷定，年輕的韋伯是否像他的遺孀瑪麗安娜后來說的那樣懷疑平等本身的價值，但考慮韋伯后來對普選權的正面論述，在趨向保守的家庭氛圍下，韋伯借普選事件提及“俾斯麥的凱撒主義”，很可能只是出于一名少年老成者對僭主政治和民粹主義趨向合流的擔憂。對韋伯而言，重要的不是消極性的政治權利，而是為權利而斗爭的政治階層是否具有相應的政治能力，在普羅大眾仍是缺乏教養和抱負的市儈階層時，政治領袖出于黨派利益而施以的恩惠，很可能會導致統治者的擅斷、議會的散漫和民眾無節制的政治激情。

思想發生時刻的判斷延續到了韋伯的壯年時期，時勢的變易和閱歷的增長令韋伯對“凱撒主義”的思考得以更進一步。從離職到逝世，俾斯麥的形象已逐漸與其本人分離，關于俾斯麥本人功績的傳記編篡和官方宣傳大有使之神化之意。此時，韋伯的觀察已不僅限于俾斯麥現實政策的政治癥結，而是深入到正在興起的“俾斯麥神話”對德國社會的影響。韋伯在世紀之交的一篇政論中寫道，被神化的俾斯麥不僅表征了德國對實力政治自上而下的迷戀，更重要的是，他令一個習于偉人統帥的民族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轉而依賴受到高度曲解的領袖的遺志，其災難性后果就是議會的軟弱無能和國家領導階級自主意志的消沉。

此時的韋伯事實上已經發現：“凱撒主義的俾斯麥形象”和“俾斯麥的凱撒主義”雖然不是同一時空內產生的兩種現象，但二者在細微的差別之間，其實受到同一種力量的驅動：它在觀念上凝結于仰靠君主的兇猛與機詐就能生存的哲學，在政治上則表征為介于寡頭和平民之間的中等階級普遍的政治不成熟。“凱撒主義”真正令人擔憂之處，與其說是民粹與暴政對清明慎斷的欺凌，毋寧說是“借君主之名、行黨派之利”引發的精神桎梏和政治侏儒病。盡管在1918年編訂的《新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一文中，韋伯一改20年前的口徑、轉而贊揚了國家自由黨領導資產階級逐步獲取與德國領導階級相稱的成績，但事實證明，無論是該黨締造國家銀行的努力、還是其加強議會民主的舉措，都沒有從根本上獲取對帝國行政系統的支配地位。

那么，除了對政策、觀念與機構的持續影響，“凱撒主義”在總體上又有何特征，以致其慣性竟為后人無從駕馭？1918年，已經接近生命盡頭的韋伯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盡管典型韋伯式的類型學語言令這個答案多少顯得略為生硬，但通過韋伯為“凱撒主義”羅列的幾大標志，我們仍能從中發現俾斯麥游弋的身影：首先，凱撒主義領袖有兩種生成方式，或是憑借軍事才能獲取軍方支持，或是通過非間接選舉的途徑贏得大眾擁躉；其次，由于代表平民的直接意志，凱撒主義領袖和議會與傳統王室將始終處于緊張關系；第三，凱撒主義只有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誕生。俾斯麥不僅完全符合這些標準，就韋伯而言，這些標準也與他早年對俾斯麥的看法具有連續性。韋伯在理論上對“凱撒主義”進行界定的關鍵在于，由于缺少正當性憲制的權力產生基礎，作為一種統治者類型的“凱撒主義領袖”既無法被化約為傳統型統治，也無法被法理型統治馴服，在君主制下的憲政秩序尚未崩塌、平民民主又逆勢來臨之際，這類在秩序內部應運而生的領袖雖多少具備偉大人物的感召力，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與起于草莽、歸往廟堂的克里斯馬型領袖享有同等的正當性。

正如名義上隸屬霍亨佐倫家族的俾斯麥事實上掌控了整個帝國，這些才行卓絕、動容天下的“凱撒主義領袖”永遠只是寄居于傳統正當性中的游魂。而當游魂最終散去，身體只會繼續追隨它的感召，而忘記了自己如何正常而健全地行動。對韋伯而言，這既是俾斯麥為德國留下的阿喀琉斯之踵，又是俾斯麥憑其雄才大略締造德意志以后，德國知識分子必須用理智和真誠予以直面的問題，正如他自己在偉大政治家身上看到的那樣：

“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歷史經驗都證明了一條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領袖才能做這樣的事，他不但應是領袖，還得是十分平常意義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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