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開提出愿意從中斡旋，促成塔利班(Taliban)和阿富汗政府之間的和談，此舉標志著其外交政策明顯偏離了原有的軌道。這是中國首次在敏感而又重大的地緣政治問題上主動擔任領導角色。

在東亞地區，北京方面應對領土爭端時的強勢一直讓中國的鄰國感到不安。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它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被外界——尤其是西方政府——批評為搭便車或者蓄意阻撓。但現在，它正努力幫助解決阿富汗問題，這表明它不會再把外交領域的重任都推給其他國家。北京終于逐漸適應了中國的大國角色。

自從周恩來在50多年以前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來，“不干涉”向來是中國處理外交事務時的口頭禪。這一政策并未妨礙毛澤東在1962年出兵印度或者支持全球各地的革命運動，也沒妨礙鄧小平在1979年下令攻打越南或者在1980年代為阿富汗的圣戰者提供武器。不過不干涉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思維的主要特點。

最近幾十年里，跟該政策聯系在一起的是鄧小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諄諄教誨。這些原則既是把中國定位為有別于西方強國的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手段，又是盡可能降低風險的一種策略，同時也是不作為的借口，是在海外——尤其是在動蕩地區保護中國商業利益的擋箭牌。

北京方面偶爾也會承擔棘手的外交任務。它有時會感到如坐針氈，尤其是在主持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以及處理南北蘇丹爭端的時候。但在這些外交努力中，基本是因為有其他大國的推動，中國常常被動地充當配角。與此同時，它獨自展開的外交斡旋，一直有著做表面文章的意味。

2013年，北京就巴以問題提出了旨在推動和談的“四點和平主張”，但那基本是空談。前后相隔沒幾天，中國政府分別接待了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但由于以色列方面對此基本沒有興趣，它的主要目的還是挽救北京因為支持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領導的敘利亞政府而在阿拉伯世界岌岌可危的聲譽。

今時今日的中國對阿富汗問題的態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國政府沒了慣常的拖沓，為了取得進展不惜力氣，讓外國的外交官乃至中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刮目相看。它一面利用自己與塔利班之間維系已久的關系，一面同美國協調配合，在幕后竭力推動各方就和解達成區域性共識。不僅如此，它還一直在對密友巴基斯坦施壓。

北京一直不愿意動用自己對盟友或合作伙伴的影響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破例。但在巴基斯坦的問題上，它在就一些此前不愿觸碰的敏感政策問題發表意見。比如它敦促巴基斯坦政府對北瓦濟里斯坦的武裝分子藏身地采取軍事行動，以幫助阿富汗各方達成政治和解。

一定程度上，這種行事方式上的改變要歸因于北京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隨著國內恐怖主義襲擊的升級——包括在其腹地——維吾爾激進分子在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等極端組織合作，穩定西部邊陲局勢的緊迫性在加劇。

隨著國力和影響力的增強，就如何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全球利益進行的思考在拓寬，北京的外交新氣象也是受到了這方面的推動。政府依然把不干預政策掛在嘴邊，但改變是清晰而明確的。2013年外交部長王毅在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上說，中國將“更加主動、建設性地”參與處理世界上的熱點問題，并努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這一點在軍事領域已經有所體現。2011年，人民解放軍利用在索馬里沿海執行反海盜巡邏任務的一艘中國戰艦，組織了利比亞中國公民疏散行動，這是軍方首次執行這類任務。過去兩年里，中國首次向馬里和南蘇丹派出作戰部隊，執行聯合國任務。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北京現在愿意對其財力進行更多的戰略部署。習近平主席一手促成的行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包括了雄心勃勃的基建工程，將中國內陸和中亞、非洲、中東的能源供應商以及歐洲的市場連接起來。這對從巴基斯坦到伊朗的沿途各國來說是重大機遇，是大賺一筆，還是被關在門外，取決于它們能否能為中國的投資提供穩定環境。如果做不到，它們不但會喪失短期的機會；還有可能與正在崛起的歐亞經濟體系無緣。

多年來對邊境之外的安全問題樂得作壁上觀的北京，終于意識到不作為其實更危險。它越來越愿意用政治關系、軍事資產和經濟力量達到戰略目的，表明它的行為越來越像一個正常的大國。在東亞，中國的領土主張依然在引發憂慮。但是在那些確保穩定才符合其利益的地方，中國的自信也許是個好事。

文/馬安洲 紐約時報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60年后，中國不干涉原則迎來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