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最終以蘇聯的解體而宣布告終。怎樣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或“領導地位”，成了冷戰后歷屆美國政府都面臨的戰略選擇。
本文將不重復已被許多論著探討過的美國在冷戰中如何確保其在西方世界的領導地位，更不追溯美國怎樣在二戰后取代英國取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也不探討美國在冷戰后如何利用其對外戰略和政策以維持其世界霸權地位，而只從防務投入的角度，看美國如何維護其霸權地位的。
毫無疑問，美國為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即使是只從投入角度看，也決不止防務這一個方面，筆者認為，至少教育、科技、經濟、軍事這四個方面能否相互結合，直接與美國如何維護其霸權地位密切相關。[1]而其他方面如地理環境、司法制度、治理結構、移民政策、公共衛生等——有的非常獨特或曰“例外”，有的設計得很有特點，還有的或者需要改革或者一直就處理得不好——對于維護美國霸權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時候甚至是非常關鍵的。
教育、科技、經濟推動下的軍事實力增長
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其軍事思想盡管受到各個時期軍事戰略轉變的影響，但總的方向基本是明確的，就是要以先進的教育、科技和強大的國民經濟為基礎，不斷研制新式武器裝備，完善軍隊的體制編制，以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為后盾，保障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目標的實現。冷戰結束后的國際形勢發生巨變，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
（一）克林頓政府時期
作為冷戰結束后的第一屆美國政府，克林頓政府繼續削減國防支出，任期內的美國軍費開支一直是負增長。克林頓政府的首要目標是經濟增長，不想讓巨額的國防開支拖累經濟的增長，但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保持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又是必須之選，盡力避免造成因削減國防開支而導致美國地位受到損害的印象和事實。于是，克林頓政府在繼續壓縮軍隊規模的同時，把加強戰備和保持軍事技術優勢作為美軍質量建設的首要任務。1994年9月，克林頓政府出臺了《國防科技戰略》，強調科學技術在保持美國軍事優勢、軍備控制、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迎接全球性威脅的挑戰和增強經濟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科技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為基于國家安全的國防科技所推動，二戰及冷戰期間更是如此，美國政府的研發經費大部分都投入到國防項目中，使得美國的科技處在世界領先水平。然而，1970-80年代以來，面臨來自西歐和日本的強勁競爭，在許多高科技領域，美國的領先優勢正在消失。雖然美國的國防科技研究仍然保持著高水平，但國防新技術向民用領域轉移的速度已經遠遠落后，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競爭產業如計算機和微電子領域，轉移速度更慢，落后歐洲和日本許多。但是，克林頓政府削減軍費開支的行為面臨著共和黨的批評和軍事承包商的不滿。于是，克林頓政府將目光轉向改革國防采購政策，通過軍民兩用技術的發展來達到在削減軍費開支的同時，又能發展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的目的，平息共和黨人和軍事承包商們的不滿和攻擊。
克林頓政府在軍事技術戰略方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確保美國的國家預算投資于軍民兩用技術，同時支持軍事力量發展和經濟增長。1994年出臺的《國防科技戰略》提出美國需要在削減國防預算的同時，保持美國軍隊在軍事技術方面的高標準。此戰略一方面強調國防技術的研發方向，降低國防采購成本，另一方面強調技術轉移的作用，要發展軍民兩用技術。據此精神，國防部執行了克林頓政府的軍民兩用研發政策，以更好地將國防科技的發展與商業用途的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克林頓政府特別提出了需要取得突破的四大技術領域，即信息技術、制造科技、材料科技以及高級模擬與訓練。
首先，作為強調民用科技發展的一個根本措施，在研發經費上，克林頓政府提出要在幾年內將聯邦研發資金中民用與國防的比率調整為50%：50%。
當時美國聯邦國防研發經費約占整個聯邦研發經費開支的56%。為此，克林頓政府在1994財年的預算中，提出增加額外的民用研發費用26億美元，作為平衡軍民研發費用的一項措施。從實際執行情況看，聯邦政府的研發費用，雖然到克林頓政府結束時的2001年也沒有達到50%：50%的目標，但在其執政的八年間，聯邦政府民用研發費用持續增加，1995年、1999-2001年占到了聯邦研發費用的45%，比1992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見圖1）。而實際的民用研發費用則從1993年的近28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近330億美元，增加了約50億美元，增長率在大部分年份里超過同期國防研發費用的增長率（見圖2）。
其次，通過技術再投資計劃（Technology ReinvestmentProject, TRP）支持以民用技術進步來建立軍事優勢的政策。
該計劃于1993年發起，核心是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其主要內容是，支持各研究機構和工業界（包括軍工企業）合作，大力發展軍民兩用技術，推動軍用技術的商業化，促進美國經濟的增長，同時保護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該計劃的目標是通過支持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目標，使國家技術投資發揮最佳效益。對國防技術商業化運用的重視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大部分國防尖端技術也具有巨大的商業潛力，可以大大推動民用技術的發展，刺激私人技術投資的增加。因此，技術再投資計劃是軍民兩用技術投資戰略的基礎。
該計劃由國防部下屬的高級研究項目局（Advanced ResearchProjects Agency ,ARPA）負責管理，與其它五個聯邦機構進行合作。克林頓政府為了強調其對軍民兩用技術的關注，將國防部“防務高級研究項目局”改回了它以前的名稱，即“高級研究項目局”。該局特別關注推動尖端軍事科技向民用生產轉化的研究計劃，并協同其它聯邦機構，大力支持制造業的振興與發展。該局重點關注的除了原先一直在做的電子和信息處理技術，還有高性能計算機和通訊計劃、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等軍民兩用技術研發領域。技術再投資計劃公布之后，受到美國各州政府、工業界及高校的歡迎，它們在限定期限內向該計劃申報了2850個項目，要求聯邦政府提供85億美元的配套資金，其中有近2000個屬于五年內具有商業潛力的新技術開發類別。這項大規模、多機構參與的技術開發計劃，加快了國防技術向商業化運用的轉換過程，整合和增強了美國的工業能力。
最后，改革軍事采購政策，消除使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隔離的障礙，在武器采購中盡量采用民品，保證軍方能夠以最低的費用采購質量最好的裝備，從而降低軍事采購費用。
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經濟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迎來了連續10年低通漲、低失業率的增長。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92年的6.3萬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接近10萬億美元。雄厚的經濟實力為美國日后增加軍費開支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冷戰結束后，美國的軍費開支就一直在下降（1992財年例外），到了2000財年，軍費開支才第一次大幅度增長，從1999財年的2810億美元增加到2000財年的3017美元（見圖3）。可以說，克林頓政府在其任期內，實現了削減軍費開支、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直到任期最后一年，在政府財政狀況良好，并面臨國際危機的情況下，才開始增加國防預算。有約束的財政政策使美國經濟得以高速發展，軍事采購政策的改革也得以落實。
（二）小布什政府時期
小布什執政期間，在“反恐”成為政府各項政策的中心的情況下，軍事科技政策也受到影響。在“反恐戰爭”的主題下，從2002年開始，聯邦政府的軍事科技投入又重新突飛猛進，再次成為增長最快的科技投入項目。2003年聯邦總體研發預算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135億美元，其中聯邦國防預算比2002年增加91億美元，達573億美元，國防研發預算重新占到聯邦研發預算的57%，增加了兩個百分點。2005年聯邦研發費用再創新高，接近1200億美元，其中國防研發預算達708億美元，比2004財年增加了54億美元（圖4），增速明顯高于非國防研發預算，比例超過全部研發預算的59%，此后直到2009年一直保持著這個比例（圖5）。聯邦非國防研發經費的增長有所放緩，就連前幾年的預算寵兒——國立衛生院（NIH）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項目在新財年也不得不讓路。這表明，小布什政府在軍事和民用的投入傾向上，不同于克林頓政府時期強調軍民兩用，重新把研發重點轉向了軍事。
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為中心的政策，影響了美國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反恐”投入占用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財力，相對抑制了在基礎科研方面的投入規模。前述美國政府國防研發費用的增長就是一個例子。與克林頓政府時期軍費開支連年下降相反，小布什政府時期軍費開支持續增長，從2000年到2009年，十年間增長了75.8%，人均軍費開支達到了2100美元，居世界各國之首。2009年美國的軍費開支達到6610億美元，占到全球軍費開支的43%，相當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14國軍費開支的總和。美國軍費開支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增加，從2000年的2.96%持續增加到2009年的4.68%（圖6）。[2]
同時期，美國經濟的表現起起伏伏，在經歷了2001年的經濟下滑之后，2004年以來實現了較快速度的增長，但到了2008年，在金融風暴的打擊之下，經濟出現了嚴重危機。軍事技術方面，政府研發經費的迅速增長保證了美國能夠繼續保持領先優勢，然而，軍費開支大幅度增長的代價也是高昂的，政府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大幅度增長，經濟被拖累，整個國家陷入危機當中，難以自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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