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抗生素污染的討論中，一個比較直觀的說法吸引了大多數網友的眼球：微博認證為“江蘇環境信息中心主任”的何春銀在微博上說，“自來水檢出抗生素8納克/升。1克＝10億納克，按一般每天每人10杯水，每杯200毫升計算也就是每天2升，即每人每年約飲用750升水。即要花10萬年，喝10萬噸這樣的水，才相當于吃掉一顆0.5克的抗生素藥片。”

網友的留言很容易想象，全是抨擊和嘲諷。“同意專家喝這個水，喝上一輩子的請舉手。”“磚家：食物含少量砒霜，敵敵畏，氰化鉀沒有危害，反而有宜健康，你快去吃啊”“磚家你的理論是不是說：飲用水中含抗生素，即省錢買藥和看病又能防病。”

只看這段話，何春銀似乎確實在“洗地”，把抗生素有意說得無足輕重，卻沒有指出，在自來水里面根本就不該出現抗生素。

然而，何春銀這段話不能孤立來看，因為這段話是針對焦點訪談的。焦點訪談里是怎么說的呢？

焦點訪談里對抗生素污染的描述是“大量抗生素進入水體，甚至是自來水中，嚴重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含量驚人”。其理由是飲用水含抗生素會直接影響人體，按主持人勞春燕的俗話，就是“是藥三分毒，如果我們每天喝的水變成了藥，那后果簡直不堪想象。”而按報道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水科院副院長的“專業說法”，則是“長時間食用含有這些抗生素的一些食品之后，產生抗藥性，用簡單的話說呢，就說能對人體的抗藥性產生影響，以后再得了病之后，你再吃這些抗生素藥，就不起作用了。”

很顯然，焦點訪談把飲用水里檢測出抗生素說得對健康影響很嚴重，所以何春銀才有了“喝10萬噸這樣的水才等于吃一片阿莫西林”這樣的回應，他顯然認為央視的說法夸張了，因此希望大家理性辯證的認識問題，“避免以訛傳訛”。央視微博回應何春銀時沒有新說法，只是重復“專家稱長期接觸含有低濃度抗生素的飲用水，會讓人們體內產生耐藥性，治病的作用變小”。

誰對誰錯？我們認為，何春銀這個說法是正確的。理由不難理解，因為何春銀說的“10萬噸水”本來指的就是長期效應，而焦點訪談既然說的就是人體吃抗生素會產生抗藥性，那就不能繞開劑量來說事。在食品和藥品安全領域，有句話對理解問題非常重要，“離開劑量談毒性都是耍流氓”。那么焦點訪談里提到的抗生素劑量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呢？“喝10萬噸這樣的水才等于吃一片藥”已經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此還可以繼續展開說下：要知道，通常談論飲用水有害物質的含量，一般用的單位是“毫克每升”，最多也就“微克每升”，而報道提到的南京自來水各種抗生素的含量，都是“10納克每升”左右。而納克比毫克，已經是低了好幾個數量級。不妨拿著名的劇毒物質“氰化物”來做個對比。我國飲用水國標氰化物的濃度限值為0.05毫克/升，而美國則為0.2毫克/升，分別相當于50000納克每升和200000納克每升，“劇毒物”的上限都有這么多，那么說10納克——可以稱之為“痕量”——的抗生素對人體健康幾乎沒有害處，是毫無問題的。焦點訪談說“嚴重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含量驚人”并不正確。

“含抗生素自來水能達標”不能說是誰的責任

另一個引發媒體批評和網友反彈的說法，來自水務部門。南京市水務集團回應央視報道稱，“我們的生產工藝流程完全是按照國家標準來的。我們出廠水的檢測指標，包括我們源水的檢測指標，都是按照現行國家頒布的生活飲用水水質標準106項指標來檢測的。我們目前供水水質完全達到國家標準。”然而，國標里106項需要檢測的內容是不含抗生素的，這引發了嘩然。網友痛批水務部門態度敷衍，抨擊國標毫無作用，怒問“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監管機構官員出來承擔責任？”也有媒體質問“抗生素自來水為何能達標？”，認為抗生素濫用已成事實的現在，因缺乏國家標準，讓有健康隱患的自來水達標是不能接受的。

這些批評同樣有些想當然。目前世界上，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美國、歐盟的在內的飲用水標準中，并沒有哪一種包含了抗生素，理由何在？可以參考世衛組織對其標準中64個指標沒明確限值的解釋：“飲水中存在的含量對健康無影響”、“飲水中的濃度遠低于會產生毒性作用的濃度”。即是說，到目前為止，權威組織還并不認為水體中存在的抗生素會對健康造成風險，原因就是如前所述，含量確實還很低。

但這不代表將來也不會有標準，事實上，隨著抗生素濫用造成細菌耐藥性的增強日益成為全球性問題，在今年12月世衛組織剛剛發布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全球行動計劃（草案）》中，已經提到，世衛秘書處的行動將包括“以最佳可獲得的有關危害的證據為基礎為抗微生物藥物的存在及其在環境特別是水、廢水和食物（包括水生和陸地動物飼料）中的殘留制定標準。”

換言之，給抗生素制定濃度標準是個國際前沿課題，至少在短期內，還不會有新的國家標準出來，因為這個問題還需要充分的研究。
環境中抗生素對細菌耐藥性起的作用，尚無定論

世衛打算給抗生素在各個環境中的殘留制定標準，這不能說明央視報道有先見之明。因為央視報道中，說的是飲用水中的抗生素是直接對人體構成威脅，這個說法如前所述是不正確的，而世衛組織考慮的并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擔心環境中的殘留抗生素也會讓細菌產生抗藥性。不少專業人士認為，這才是在水體等環境中發現抗生素的真正風險。

但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人類了解的還不夠清楚。在世衛組織的行動草案中，這被認為是“特別重要、需要填補的知識空白”，草案稱，“需要理解耐藥性是怎么發展和傳播的，包括耐藥性如何在人類內部、動物內部和兩者之間傳播以及如何通過食物、水和環境傳播，這對為抵御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開發新工具及制定政策和法律很重要”。

事實上，水體等環境中存在抗生素污染，在此前也有過報道，但說的比較全面。如多次引述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副所長張干的說法稱，“至于自然環境中的抗生素，是否會引起耐藥性問題，目前科學界還沒有定論。”“水環境中的抗生素濃度極低，是否會引發細菌耐藥性并無定論。”這樣的報道雖然不會吸引眼球，但把事情說的比較清楚靠譜。

換言之，水體等環境中含有抗生素，不管從對人體健康的直接影響，還是說對細菌耐藥性起作用兩方面，都不宜夸大其威脅。

人們總是會傾向夸大危害的報道，因此媒體報道務必謹慎

關于抗生素的危害，具體怎么產生和實現，絕大多數人都不甚了了，但“濫用抗生素”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存在害處也幾乎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講，焦點訪談的報道只要以批評“濫用抗生素”起頭，觀眾對后面的內容就很容易深信不疑了。這種類型的報道長期積累后，就很容易讓人們形成一種定勢思維，認為“抗生素沒有不濫用的”，“藥物沒有不違禁的”，“凡是添加劑必定是有害的”。顯然，這種認識是存在偏差的。而當錯誤的認識變得普遍而又難以糾正時，就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各種社會成本。

因此，媒體在進行科學報道時應該盡量做到準確

那么，抗生素的風險究竟是什么

以上內容主要想說明，這次的央視抗生素有不正確之處，但絕非意味著抗生素污染風險并不存在。前面引述的世衛組織行動計劃草案已經明確說明，在全世界各地，這種對抗生素的耐藥性已經出現在多種病原體上，其上升的流行率威脅著人類和動物健康。感染耐藥細菌的直接后果會很嚴重，包括患病時間更長、死亡率上升、住院時間延長、接受手術和其它醫療程序的患者失去保護以及費用增加。抗生素耐藥性影響衛生的所有領域，涉及許多部門，并對整個社會都有影響。

在央視報道中，提到了魯抗醫藥直接把含有抗生素的污水排放到河流里，以及飼養牲畜時大量使用抗生素的現象。這確實讓人觸目驚心。雖然，按照國際學界觀點，人們目前仍然不清楚耐藥性問題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用抗生素來促進牲畜的生長，或藥物生產廠商將抗生素釋放到廢水之中。但已有一些研究指出，限制動物養殖業使用抗生素，對制藥業排放進行控制，是控制環境中抗藥性細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最直接的方式。

如1998年丹麥禁止將抗生素用作為動物生長促進劑后，研究人員發現抗生素抗性顯著下降。在1997年至2000年間，丹麥肉雞中屎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的紅霉素抗性從76%下降至13%，生豬中的抗性則從90%下降至47%，這表明法規可以有效地逆轉食用動物中的抗生素抗性。此外，動物養殖業的良好操作規范，如低密度養殖和營養均衡， 可以使動物健康生長并減少對抗生素的依賴。對養殖的動物和魚接種廉價的疫苗以預防感染一些主要的動物病原體將會進一步限制對抗生素的需求。挪威采用三文魚疫苗后，1987 至2007年間抗菌素使用減少了99%，而且同一時期魚的產量從35萬噸猛增至85萬噸。瑞典哥德堡大學環境藥理學教授Joakim Larsson表示，總體而言， “有必要采用廉價且有效的動物疫苗。”

同時，在污水處理廠通過生物降解、吸附、化學制劑以及其他經濟有效的手段，去除抗藥性細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也是目前國際學界的前沿課題。

在我國，由于“濫用抗生素”造成危害的說法已經傳播多年，加上國家的重視，在臨床使用上，抗生素的使用率已經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有些醫院已經只有高峰期的一半。但環境中抗生素增加的問題，人們還不甚了了。通過這次報道，有關部門也應該充分重視起來了。
文章來源：騰訊評論 今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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