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上述制度，法國加強了國內的控制，增加了軍隊的戰斗力，路易十四也成為歐洲最為典型的集權君主。但從長期來看，法國的改革利弊參半，因為相對于奧地利和普魯士，法國王室對貴族集團的議價能力更弱，不得不以沉重的財政負擔為代價來換取其支持。為了安撫失去政治權力的傳統貴族，法國允許貴族階級享受免稅權，占據行政、司法、教會和軍隊等各界職位。而貴族軍官在嚴重削弱法國軍隊戰斗力的同時，還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七年戰爭期間，這種貴族軍官制度的缺陷暴露無遺：過剩的軍官攜帶大量的行李、仆人和馬匹，消耗掉大部分口糧，彼此爭吵，輪流指揮同一個單位，軍官的薪水總額甚至高于軍費的其他開支之和。軍隊規模不斷擴大和頻繁的戰爭，讓法國兩次瀕臨財政危機，戰爭造成的巨額債務讓法國時常依賴賣官鬻爵和向特權階級借款等方式，與英國出售榮譽性頭銜不同，法國出售的職務部分帶有免稅特權，從而進一步導致財政惡化，也加深了王室對特權階級的依賴。

伴隨著特權階級力量的增長，法國形成了以“穿袍貴族”為代表的新興貴族和以“佩劍貴族”為代表的傳統貴族的二元格局。路易十四死后，中央權威進一步依賴貴族。法國王室在18世紀前期一直無法打破長期面臨的經濟和財政困境，因為貴族可以阻撓一切新稅的征收并拒絕放棄各類壟斷特權，使得法國無法進一步進行集權制改革來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最終到18世紀后期，戰爭引發的財政危機迫使王室強行推動改革，不但收效甚微，還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即王室和貴族的矛盾。如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中央集權制加劇了法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改革則增加了統治集團的脆弱性，最終導致了舊制度的滅亡。

2. 普魯士

軍事革命意味著普魯士需要擴大軍隊規模。“軍曹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是普魯士步兵的締造者，也正是他大幅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33年創立了普魯士的軍事行政系統（canton system），讓普魯士軍團可以在所在地征兵，他規定所有適齡男子必須服8個月至2年的兵役，訓練完成后每年只需待在正規軍中2個月。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普魯士的軍隊穿著統一制服，進行刻板而又重復的日常訓練，例如隊形變化和射擊，使其可以在槍林彈雨中遵循軍令。此外，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帶領下，普魯士率先將火槍的木制推桿改進為鐵制推桿，大幅提高了射擊效率，同時刺刀的改進使得士兵射擊時不用取下刺刀，從而更有利于近身搏殺。軍事革命后，普魯士軍隊軍紀嚴明，戰斗力聞名遐邇。

普魯士的國家建設以軍隊為基礎。由于國土資源匱乏，任何一次戰敗對于普魯士來說都將會是災難，因此普魯士不計代價地將所有資源集中于軍隊，承擔這種管理任務的中央機構被稱為軍事總署（general directory）。普魯士的軍事指揮官還參與區域的稅收和行政管理，讓社會與經濟生活受到越來越多的紀律約束，將政府事務管理納入軍事考慮。普魯士建立起一張官僚網絡，增強了君主政權對經濟活動和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削弱了地方的獨立性，形成了以柏林為中心的中央政府。腓特烈·威廉一世將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合一，到1740年他去世時，普魯士的建國工作已經完成。

技術革命對普魯士的社會結構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普魯士的軍事傳統和頻繁的戰爭造就了順從的貴族。腓特烈·威廉一世清洗了軍中的無用人員，而將騰出的職位給了貴族，禁止他們為其他君主服務，并要求他們參加日常操練，通過這種方式進一步削弱地方的殘余反對勢力。技術革命帶來了頻繁的戰爭，而德意志地區是大規模戰爭的主要戰場。戰爭導致過去驕傲的德國紳士變得極為貧窮，他們不像法國或西班牙的貴族那樣擁有足夠多的財富以保證經濟獨立，反而非常依賴軍中任職的薪水，因為這要高于其從貧瘠的土地中獲得的收入。因此，軍職貴族化在普魯士反而增加了軍隊戰斗力。長期以來的傳統也使得普魯士貴族認為有責任在軍中任職，因此普魯士貴族軍官的晉升完全依靠能力和戰功。腓特烈二世明確表示他更喜歡貴族而不是資產階級軍官：“我經常從貴族中選擇軍官，因為他們更有榮譽感。如果貴族失去了榮譽，他會被整個家族排斥；反之平民犯了錯誤，他們仍然可以接著做他父親的生意。”

另一方面，資源匱乏養成了普魯士的節儉和較強的資源汲取能力，使其沒有出現法國那樣嚴重的財政危機。18世紀的觀察家們將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下的普魯士稱為“軍營”，國王極端吝嗇，忽視教育和藝術，并拒絕支付士兵的撫恤金，而用節約下來的資金資助1.2萬新教徒移民開發東德意志的農田。在普魯士的征兵體系中，只有最強壯的人才會被軍團選中。但普魯士王室僅僅需要支付很少的費用來維持相對于其人口而言極為龐大的常備軍，和平時期國家每年只需支付2個月的薪水，這大大節約了普魯士的財政支出。腓特烈二世即位后，普魯士通過軍事冒險擴大財源，任命軍人擔任稅務官員來提升稅收效率。普魯士在1740年發動了西里西亞戰爭，從奧地利手中奪取了大量人口和工業資源。普魯士在此期間展現出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西里西亞的年財政收入在奧地利統治時期僅為210萬弗羅林，在被普魯士占領數年后就增加到700萬弗羅林。普魯士在汲取稅收方面顯示出了獨特的優勢。腓特烈二世任命傷殘退伍軍人擔任稅務官員，由于普魯士的稅法并不復雜，所以傷殘軍人財務能力稍弱并不會嚴重影響稅收效率。這些軍人的優勢在于保持著服從命令的天性，比起歐洲其他地區的官員更加遵紀守法，因為他們如果被開除就很難找到比稅務官更好的工作，由此既保障了官員收稅的積極性，又避免了過去包稅人對民眾的過度壓榨。腓特烈二世通過財政改革，實行了高效的稅收制度，普魯士得以在經濟資源匱乏時獲得高于同時期俄國的稅收收入。

3. 小結

火器革命僅僅提高了武器的射擊速率，但這在歐洲范圍內引發了多重系統效應。技術革命導致了常備軍制度的普及，增強了國家的軍事能力和中央集權，但歐洲諸國也由于財政危機而加劇了對貴族的依賴。由于初始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差異，不同國家的獲益程度是不同的。法國可以視作典型的“半負面案例”。法國擁有成熟的官僚體系和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因此最初受益于技術革命帶來的中央權威強化；但隨著技術變革造成的財政壓力逐漸增加，一度被壓制的權貴集團再度興起，同時權貴集團同王室的矛盾加劇，最終導致了18世紀末舊制度的崩潰。其他歐洲強國也都未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技術革命，如西班牙一直無法擺脫富裕而保守的權貴集團，奧地利則因領地的分散而無法在技術革命中獲得足夠強的國家能力。相比之下，普魯士借助技術革命帶來的組織層面的正外部性，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并且通過軍國主義的方式強化中央權威和克服財政困境，從而迅速崛起成為主要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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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世界：火器革命對清帝國的影響

在討論了歐洲的案例后，本文再將目光轉向同時期東亞的清帝國。基于經典的“大分流之謎”，可以引申出新的思考：同時期的東亞也一度出現了火器的廣泛使用，清帝國利用火器戰勝了周邊的勢力，但是為何技術革命沒有在東亞引發制度變遷或者推動現代化變革？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歐的火器技術就通過傳教士等途徑傳入中國，中國的火器技術同樣出現大量革新。明末畢懋康發明的“自生火銃”是中國乃至東亞文獻中最早的燧發槍，在技術水平上基本與西歐保持同步。杰弗里·帕克認為中國甚至一度比西歐更加重視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發明，從平定倭寇（1540年左右）到康熙帝時期，包括明清之間的戰爭，中國軍隊都使用了大量火器。清朝統一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朝后期的軍事變革，清軍依靠投誠的明朝軍隊形成了火器方面的優勢，建立起強大的帝國。而在清帝國建立之初，無論是平定準噶爾還是對抗沙俄，軍事行動同樣離不開大量裝備和使用火器。莫里斯認為滑膛槍給中國帶來了武器上的優勢，1500年前后草原上的弓箭手經常打敗農業王國的步兵，但1600年他們就只能偶爾取勝，而到1700年，勝利對他們來說則是聞所未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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