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的“頁巖革命”取得突破性進展、超過俄羅斯和沙特躍升為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世界能源市場正經歷歷史性變革之際，俄羅斯高層決策者卻認為這不過是美國人搞的一場“陰謀”。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莫斯科長年沉醉于虛幻的“油氣繁榮”并經常以能源外交作為武器試圖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的。格列夫敏銳地看到，恰恰是在這個時候，“石油時代正悄然終結，消耗化石能源最大的發電和交通運輸領域都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可再生能源蓬勃發展。”“以油氣最大消費國中國為例，到2016年末，中國可再生能源電站裝機容量將達560吉瓦，其中風能、太陽能、生物能源230吉瓦，水能330吉瓦。這是俄羅斯全部電力裝機容量的2.5倍。”
實際上，不僅俄羅斯經濟因“石油詛咒”而舉步維艱，“天然氣武器”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回旋鏢”，打到了俄羅斯自己身上。2015年，烏克蘭從歐洲的“反向輸氣”量已經超過從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量，俄羅斯借“斷氣”對烏克蘭施壓的手段已不再好使，烏克蘭反而提出了提高俄羅斯天然氣過境費的要求。在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之后，俄羅斯也沒敢關上俄土之間“藍流”天然氣管道的閥門，因為那不僅意味著土耳其將遭受損失，俄羅斯自己也將失去巨額的天然氣出口收入，而這對財政日益困難的俄羅斯來說是無法接受之重。
扶植國企巨船，10年后卻發現已無法出港
其次，以大型國有企業為核心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不僅沒有帶動、反而制約著俄羅斯的發展和創新。以2003年末的“尤科斯事件”為標志，俄羅斯政府推行了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大力扶植大型國有企業，力圖將它們作為“經濟引擎”實現“趕超式發展”。但10多年以后，這一模式的實際效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伊納澤姆采夫列舉了一連串的數字來證明這一思路的失敗：“俄羅斯最大的壟斷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2015年的天然氣開采量只有4140億立方米，遠不及1999年的5450億立方米。而同一時期，卡塔爾的天然氣產量從240億立方米提升至1770億立方米，銷售卻從未遭遇瓶頸;俄羅斯石油公司這些年間不斷吞并一切可能的石油資產，從尤科斯到伊捷拉天然氣運輸公司，又在2013年花550億美元買下了秋明—BP石油公司，但如今自己的市值卻僅為340億美元;被寄予厚望的對外經濟銀行，經過多年經營如今瀕臨破產，國家不得不拿出逾萬億盧布加以拯救。俄羅斯技術公司除了履行那些掏空預算的軍事訂單外，幾乎一無所長。”
在普京執政年代，俄羅斯經濟中發展最快的幾乎都是批發零售貿易、通信、私營銀行等非國有行業，國有企業不僅效率低下，甚至成為腐敗的溫床，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吃皇糧隊伍龐大臃腫 管理水平不升反降
第三，公共管理水平低下，無法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制度保障和動力。
普京2000年上臺之初，曾經推動俄羅斯的行政化改革，通過建立“部、署、局”三級管理體制明確劃分行政部門職權，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政管理效力。但由于改革并不徹底，因而其邊際效應非常有限。
之后，隨著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和腐敗行為屢禁不止，俄羅斯的公共管理水平再次下滑。
俄羅斯擁有龐大的官僚體系。俄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各級官員數量為87.8萬人。而據獨立機構統計，俄全國“吃皇糧”的官員人數高達170萬人。
而且，官員的工資收入遠遠高于普通勞動者。2011年7月，時任總統梅德韋杰夫在會見中小企業家代表時談到，許多俄羅斯青年人想做公務員并不是因為工資高，而是因為存在腐敗的機會，“年輕人把公務員看作是成功的捷徑，這種情況十分令人擔憂。”俄羅斯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4年俄羅斯每1萬人口有公務員108名，比例超過世界大多數國家。俄羅斯國家預算部門從事人員(“吃皇糧”人員)是發達國家的1.4倍、中等收入國家的2.5倍。
官員數量的增加并未帶來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從2000年到2014年，用于國家管理和市政管理的支出增長37.4%，但在世界國家治理質量排行榜中，俄羅斯的排名卻未明顯上升，2000年俄羅斯在全球196個國家中排名第149位，而在2013年的21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0位。因此，在回顧了16年的俄羅斯發展歷程之后，伊納澤姆采夫認為，“如今治理國家的是一位說得很多，但幾乎什么具體事情都不做的人。十幾年來，他一直將希望寄托在國際行情的順風順水上。這是治國軟弱無力的表現。政府能夠花掉成百上千億美元，但卻提不出雄心勃勃的計劃，也挑不出可以執行它們的人才。政府只會不斷重復老生常談的口號，既不能激勵企業界的發展，也不鼓勵國民創業。面對石油期貨價格的不斷下滑，俄政府已陷入茫然當中，大概只能寄望于好運氣了。”
天命孤立，西方制裁反助大權在握
第四，“孤立主義”抬頭，“去全球化”進程讓俄羅斯與世界日益隔離。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其名著《俄羅斯思想》中曾深刻剖析了俄羅斯人的精神內核：
“俄羅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極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順，是對權利的放棄；另一方面，是由憐憫之心激起的、追求正義的暴動。一方面，是同情，是憐憫；另一方面，是潛在的殘忍。一方面，是對自由的愛；另一方面，是對奴役的接受。”
其實，在對外部世界的態度上，俄羅斯也經常是二律背反的結合體：一方面是“彌賽亞思想”，試圖充當“第三羅馬”去拯救世界；另一方面是強烈的“孤島意識”，認為俄羅斯時刻被敵人圍困，希望采取孤立主義與世界相隔離。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有一句名言：“俄羅斯沒有朋友。我們在世界中只有兩個可靠的盟友—我們的軍隊和艦隊。其他人極有可能武裝起來反對我們，它們害怕我們的龐大。”烏克蘭危機之后，俄羅斯社會中 “不安全感”和“孤島意識”重新復活，普京在2015年與民眾的“連線”中再次引發了亞歷山大三世的這句名言。
其實，在蘇聯解體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紀里，俄羅斯對于全球化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的。
2000年普京贏得總統選舉后，曾在格列夫為他制定的經濟發展方案中確定了進一步融入世界主流、包括盡快加入WTO的基本思路。然而，
“實踐中，普京的精英們支持全球化的言論總是伴著保護主義政策和抗拒整合的傾向……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后，俄羅斯政府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以削弱自由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
烏克蘭危機之后，由于西方的制裁與俄羅斯的反制裁，俄羅斯的“去全球化”傾向更加明顯。在一些俄羅斯專家看來，如今的局面是“普京體制”發展的一個符合邏輯的必然結果。因為“這一體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個簡單的社會契約之上：公眾享受不斷增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交換條件則是對腐敗精英的容忍。雙方均受益于經濟的開放和不斷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然而，從2012年開始，盡管油價仍處于高位，但俄羅斯經濟引擎開始停轉，經濟增速從2011年的4.3%下降到了2013年的1.3%。這表明，單純依靠高油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力已經耗盡，進一步的經濟增長只能依靠生產力的提高，“而這勢必要求深化改革、保護財產權、鞏固合同效力、并促進競爭，但這一切都將直接危及統治精英的尋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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